案例分析：盜竊比特幣不構成盜竊罪？_以太坊:區塊鏈幣圈幣種知識大全

從法律上來看，刑事立案有刑事立案的要求，如果涉及盜竊罪，要求達到2000元以上的標準。

根據法律規定，如果辦案機關不認可比特幣、以太坊的財產屬性，是無法符合立案標準的，這也是長久以來，各地經偵部門在辦理涉及到虛擬貨幣的相關刑事案件時，普遍會遇到的問題。

事實上，我國現行的法律規定雖沒有明確將比特幣和以太坊定性為財物，但是也沒有明確認為其是非法的物。隨著時間的推移，從目前情況來看，司法機關對于比特幣、以太坊之類的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已經趨向于認同。

由鏈法團隊代理的比特幣網絡侵權第一案近日在杭州互聯網法院宣判，其確認了比特幣等虛擬貨幣的財產屬性，這也是我國司法機關的首次確認。

然而在實踐當中，涉及到比特幣等區塊鏈加密資產的民事或者刑事案件，由于對比特幣的屬性認定不同，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判決，所以才有了題述的“盜竊比特幣不構成盜竊罪”？

“泉城鏈”應用案例發布，依托政務區塊鏈平臺助推普惠金融發展:?2月25日，中國工程院《中國區塊鏈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發布“發現100個中國區塊鏈創新應用”欄目之“政務區塊鏈平臺‘泉城鏈’”應用案例。據了解，濟南市大數據局、中國人民銀行濟南分行營業管理部聯合山大地緯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和山東大學，依托濟南市大數據平臺建成全市統一的政務區塊鏈平臺“泉城鏈”，基于區塊鏈技術對現有政銀數據開放措施和手段進行完善提升，并在試點基礎上全面推進公共數據向銀行開放，打通了政府與銀行之間的數據共享通道。（證券日報）[2022/2/25 10:16:30]

下面，我們將從兩個案例切入分析。

案例一：仲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案

案例概述：

2017年9月，仲某使用遠程控制手段，進入比特大陸公司服務器，在比特幣錢包程序中插入代碼轉移100個比特幣至其個人錢包，并造成該公司經濟損失人民幣36000元。

“濟南高新區‘區塊鏈+政務服務’平臺”案例發布:8月17日，中國工程院《中國區塊鏈發展戰略研究》項目發布“發現100個中國區塊鏈創新應用”欄目之“濟南高新區‘區塊鏈+政務服務’平臺”應用案例。總體來看，濟南高新區“區塊鏈+政務服務”平臺，構建了線上線下政務服務可信體系和可信環境。鏈上鏈下政務數據實現有效協同，促進政務數據跨部門、跨系統可信傳遞和部門業務在線協同辦理，在政務服務領域起到了顯著的引領示范作用。（證券日報）[2021/8/17 22:19:29]

案發后仲某退還公司90個比特幣，另10個比特幣無法找回。

仲某向機關主動投案，并如實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實。

一審法院觀點：

被告人仲某采用技術手段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造成經濟損失1萬元以上，情節嚴重，其行為已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應予懲處。

動態 | “虛擬貨幣” 傳銷案入選最高檢典型案例:日前，最高檢發布“弘揚憲法精神，落實憲法規定”7個典型案例，海州區檢察院辦理的盧某某、成某某等人利用“虛擬貨幣”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入選。2015年底，盧某某、成某某等人看到“虛擬貨幣”等概念火爆，在北京朝陽區設立某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商議設立GGP共贏積分獎金制度。經查，該傳銷網絡共計30個層級，涉及會員賬號1萬余個，涉案金額共計人民幣3.2億余元。今年9月，由海州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盧某某等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二審宣判，維持一審原判的罪名及主刑，該團伙被判有期徒刑2年至6年不等，并處罰金10萬元至95萬余元不等。（連云港日報）[2019/12/12]

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仲某犯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罪名成立。

動態 | 卓爾智聯第一個區塊鏈應用案例將于2019年1月份正式發布:據東方財富網報道，在第五屆中國產業互聯網大會上，卓爾智聯集團(02098)聯席CEO齊志平表示，產業互聯網沒有技術就沒有未來，卓爾正整合資源，提出商務、技術雙輪驅動策略，不斷加大技術驅動的力量。卓爾未來將加強在產業鏈中鏈接的能力，依托區塊鏈技術多方驗證、數據不可篡改等特性，通過鏈接合作伙伴和上下游客戶，為產業提供更多的服務。卓爾智聯第一個區塊鏈應用案例將于2019年1月份正式發布。[2018/12/23]

被告人仲某犯罪后自動投案，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故法院對其依法予以從輕處罰。

法院判決被告人仲某犯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罰金人民幣五萬元。向被告人仲某追繳違法所得的比特幣十個，發還北京比特大陸科技有限公司。

金融服務占已建立的區塊鏈使用案例的30％:金融服務占已建立的區塊鏈使用案例的30％。此外，媒體，保險，醫療保健和房地產等行業都是區塊鏈技術應用的熱門領域。[2018/5/24]

案例二：武某盜竊案

案例概述：

2016年2月22日，武某竊取金某五個“MMM”投資平臺賬號及密碼。武某利用該五個賬戶及密碼，通過篡改收款地址的方式盜走被害人金某賬戶中的比特幣70.9578枚。武某將竊取的比特幣在“火幣網”交易平臺上出售，并將交易所得資金提現。

一審法院判決武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萬元。

武某上訴及其二審辯護人提出，原判認定武某從被害人金某賬戶內竊得比特幣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且比特幣是一種虛擬商品，不屬于盜竊罪的犯罪對象，適用法律錯誤。

二審法院觀點：

被告人武宏恩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秘密手段竊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

原判認定被告人武宏恩竊取被害人金某所有的價值20余萬元比特幣的事實，證據經一二審庭審質證，相互印證，足以認定。

被害人金某付出對價后得到比特幣，不僅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也代表著被害人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享有的財產，應當受刑法保護。

原判所作的量刑并無不當，且定罪和適用法律正確，審判程序合法，依法予以維持。

二審法院駁回武某上訴，維持原判。

問題聚焦：

第一，盜竊比特幣的行為侵害了何種法益？

《刑法》第285條規定的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其犯罪客體是計算機信息系統的安全，犯罪對象僅限于使用中的計算機信息系統中存儲、處理、傳輸的數據。該罪被規定于我國《刑法》第六章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之中，該章節所列罪名主要屬于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侵犯社會公共法益的犯罪。具體言之，由于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的行為是對公法益的侵害，因此，必須是針對不特定多數的對象的非法侵害行為，才能納入本罪規制的范圍。

然而，盜竊比特幣，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盜竊他人比特幣的行為。其并沒有擾亂社會公共秩序，也不是對不特定對象信息的非法獲取，該行為沒有侵犯社會公共法益。盜竊比特幣是對特定對象“財物”的獲取，其主要侵害的是個人法益，也就是財產權。

第二，比特幣是否屬于刑法所保護的財物？

刑法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它必須同時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否則便沒有生命力。張明楷認為，作為財產犯罪對象的財物，應具有三個特征，即具有管理的可能性、具有轉移的可能性、具有價值性。比特幣的所有者能夠對自己持有的比特幣實施支付、轉移等管理行為；能夠通過啟動公鑰和私鑰的方式將比特幣轉移到其他地址；而實際上，比特幣的經濟價值是能夠以貨幣衡量。因此，比特幣具有財產犯罪對象的財物的特征。

根據2017年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的規定，比特幣在境內雖然不能作為貨幣流通，并不代表比特幣不能成為法律所保護的“財物”。不可否認它與其他虛擬財產一樣，可以使用貨幣進行交易，具有經濟價值。尤其是在《民法總則》實施以后，虛擬財產已經在民法領域得到了承認，在刑法領域承認比特幣的“財物”屬性不應存在障礙。

第三，將盜竊比特幣的行為被認定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存在刑事處罰漏洞。

如果認為盜竊比特幣構成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實質上是否認了比特幣的“財物”屬性。按照這種處理思路，可能會對實踐中其他刑事法律問題的解決帶來困難，形成刑事處罰漏洞。

比如在詐騙比特幣的情況下，行為人使用欺詐的手段騙取他人的比特幣，由于行為人沒有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系統，不符合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的行為構成，無法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又比如行為人使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強制要求比特幣所有者將比特幣轉入行為人的賬戶，由于行為人同樣不存在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系統的行為而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

綜上所述，將盜竊比特幣的行為定性為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存在著諸多不合理之處。雖然目前將比特幣等同于法定貨幣尚有諸多障礙，但是比特幣具有“財物”的屬性毋庸置疑。因此，將盜竊比特幣的行為定性為盜竊罪，才能避免刑事處罰的漏洞，做到罪責刑相適應。

張明楷：《非法獲取虛擬財產的行為性質》，載《法學》2015年第3期。

來源：鏈法

作者：楊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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