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在今年8月14日印發的《全面深化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總體方案》中提到: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及中西部具備條件的試點地區開展數字人民幣試點。而就在幾天前,深圳羅湖數字人民幣紅包活動正式落幕,中國數字貨幣在深圳打響了“第一槍”,1000萬元的紅包雨最終由47573人成功領取。這也是數字人民幣首次大規模向公眾開放。
今年年初,日本央行、歐洲央行、英國央行等6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成立了法定數字貨幣(CBDC)工作小組;其后隨著新冠疫情在全球席卷的風暴,各國都加快了對數字貨幣的金融體系研究,到了三月,美聯儲與韓國、澳大利亞、巴西等九國央行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我國數字貨幣的研究本在全世界走在前列,這次卻都被排除在外,這些彌散著“數字貨幣冷戰”氛圍的形勢,都推動者我國法定數字貨幣(DC/EP)逐步落地。
哈薩克斯坦計劃引入央行數字貨幣,擬于2021年下半年公布相關報告:據哈薩克斯坦央行發布消息,哈央行目前正在研究引入央行數字貨幣(CBDC)。消息稱,國際清算銀行調查顯示,截至2020年初,參與調查的各國央行中,80%已啟動數字貨幣研究或試點工作。實現支付系統數字化轉型對全球多數國家央行而言具有現實意義。哈央行和全球28個國家央行共同參與國際數字貨幣研究小組工作。哈央行專家正與國際清算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合作研究數字貨幣監管方法。此外,哈央行還是中國、部分東南亞國家、加拿大、新加坡和歐盟等多國數字貨幣試點項目的觀察員。目前,哈央行正在對各種技術基礎設施和監管辦法進行分析,制定關于哈引入數字貨幣的場景方案報告,計劃2021年下半年正式公布。(駐哈薩克斯坦使館經商處)[2020/11/25 22:05:19]
而本文想要討論的一個問題是,步伐稍急的法定數字貨幣發行,對我國反洗錢監管會帶來何種影響?
董希淼:央行數字貨幣對于支付寶或微信不存在沖擊與否的問題:新網銀行首席研究員、中關村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首席究員董希淼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央行數字貨幣對于支付寶或微信不存在沖擊與否的問題。數字貨幣的效力完全不是微信支付和支付寶能夠相提并論的。數字貨幣正式推出后,必須要使用,但是微信和支付寶可以不用。也許會出現一種可能——使用央行數字貨幣的人越來越多,使用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人越來越少。不過,用戶實際上不太關心背后支付方式的邏輯,哪個好用、方便、安全就用哪個。(科技日報)[2020/4/19]
聲音 | 學者:央行數字貨幣利率可成為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金色財經報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系助理教授肖筱林與澳洲墨爾本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董梅聯合撰文稱,首先,央行數字貨幣的設計非常關鍵,不同的設計會導致非常不同的政策傳導效果和宏觀經濟影響。其次,央行數字貨幣發行的初始階段,如果是跟現鈔并存,需要通過相關設計確保二者能夠共存。第三,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央行數字貨幣利率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貨幣政策工具。[2020/1/7]
問題引入
我們都知道,官方對我國私人數字貨幣的認定一般是:認為其易滋生資本外逃、貪污腐敗、地下經濟等問題;價格波動大,難以行使價值尺度職能;由于其具有隱蔽性、匿名性,在作為有限支付工具或投資標的時,很容易引發犯罪。由2013年我國央行等五部委發布《關于防范比特幣風險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以及2017年相關部門再次聯合發布的《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以下簡稱公告),可見一斑。
聲音 | 央行穆長春:可探討通過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合作解決跨境支付難題: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10日在“第十屆財新峰會:開放的中國與世界”上表示,全球性非主權穩定幣“熄火”了,區域性非主權穩定幣和全球性非主權穩定幣只是“五十步和百步”的關系,也會面臨同樣的結果。不過,通過各國央行數字貨幣的合作解決跨境支付的難題,是可以進行探討的。[2019/11/10]
而與此同時,在我國央行推行數字貨幣(DC/EP)的宣發中,卻認為這樣一種數字貨幣有利于滿足反洗錢、反恐怖等的監管需求。究竟為何產生這樣完全相反的結果,進行如下解讀。
兩者顯性不同之處
發行方式不同
央行數字貨幣遵循“央行——商業銀行”二元框架,實際上和紙幣的發行、使用方式是一致的。選擇兩元體系,不僅考慮到避免DC/EP信用水平高于銀行存款,導致金融脫媒的問題,還是大額吞吐帶來的必然要求。而這有別于比特幣、以太坊的去中心化特點,實際上是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在此基礎上,DC/EP數字錢包的設計可以進行分級和限制額度的安排。比如級別較低的錢包可能用于日常小額支付需求;而經過身份認證、電子貨幣資產核實的賬戶,就可以獲得更高的額度與權限。
使用方式不同
具體來說,數字貨幣使用“一幣、兩庫、三中心”的架構是一種不依托特定的交易介質和支付渠道的方式。“一幣”是指央行擔保發行的DC/EP token,“兩庫”是指央行的發行庫和商業銀行的銀行庫,“三中心”則是指登記中心、認證中心和大數據分析中心。
針對作為DC/EP發行、流通技術保障的“三中心”,登記中心負責記錄發行、轉移和回籠全過程的登記;認證中心負責對DC/EP用戶身份進行集中管理,這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匿名性;而大數據分析中心通過對支付行為的大數據分析,實際上就是為了滿足對反洗錢、反恐怖融資等的監管需求。
這也是在交易匿名與反洗錢等監管中的一個權衡。通過大數據進行反洗錢、反逃稅、反恐怖融資,雖然普通交易匿名,但用大數據可以識別出一些行為特征,從而鎖定真實身份。具體的例子如電信詐騙,識別特點往往是大量分散的錢集中到一個賬戶里面,突然又迅速地分散開,消失在眾多賬戶中。大數據識別、鎖定后之后就可以追根溯源,找出犯罪分子。
可追溯的技術優勢
颯姐在之前的文章中分析過相關案例,原告通過固定可信時間戳而固定了電子證據,進而證實了證據的真實性。實際上,在當下互聯網興盛的當下,電子證據的采集使用,也越來越受到法院的重視。
而自帶時間戳的技術優勢是數字貨幣體系的一個必然。每一分錢都自帶從出生時起的詳細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時間和交易對手方等,無論如何混同,都可以順藤摸瓜、追根溯源。因此,隨著數字貨幣普及率升高,洗錢罪的發案率必然會下降。
寫在最后
以Libra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旨在創建一個全球穩定幣。其以銀行存款與短期國債為抵押資產,同時采用區塊鏈作為底層技術。一方面,這種全球穩定幣在降低貨幣發行成本、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方面有巨大優勢,另一方面也會對國際金融體系產生較大的沖擊。
因此,2019年Facebook聯合全球26家企業發布Libra白皮書,直接挑戰各國央行貨幣主權,受到了歐美各國央行的抵制;而在2020年4月發布的白皮書2.0中錨定單一法幣(美元)后,就一下子鋪開了,也進而使美元的霸權地位更加強勢。
面對這種世界金融體系的重大挑戰,我國法定數字貨幣在全球范圍內推出已經勢在必行,積極運用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發揮建設社會的作用,才能站在這個時代的舞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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