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2022年12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屆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上,就金融投資合作指出“深化數字貨幣合作,推進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項目指在國際清算銀行支持下,中國人民銀行與阿聯酋央行、泰國央行和香港金管局合作參與的mBridge項目。這個項目涉及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
中國人民銀行對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一直采取開放但審慎的態度。2021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聯合SWIFT成立合資公司,并加入mBridge項目。同年7月,《中國數字人民幣的研究進展白皮書》指出:“數字人民幣具備跨境使用的技術條件”。2022年冬奧會、冬殘奧會期間,不論是中國居民還是外國來華友人均可在中國境內選用豐富的數字人民幣產品,體驗小額便民的移動支付。2021年11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芬蘭央行新興經濟體研究院成立3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視頻演講中指出:“數字人民幣設計和用途主要是滿足國內零售支付需求。跨境及國際使用相對復雜,涉及反洗錢、客戶盡職調查等法律問題,國際上也正在深入探討。”
正如易綱行長指出的,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自2020年起就是G20框架下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2020年7月,BIS的支付與市場基礎設施委員會在給G20關于改進跨境支付的報告中,梳理出5方面共19項工作,其中第19項是“將國際維度納入央行數字貨幣設計”。同年10月,金融穩定理事會提出了改進跨境支付的路線圖。2021年7月,CPMI等發布關于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報告。2022年7月,CPMI等發布研究報告《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在可及性和互操作性方面的選項》。2022年11月,G20領導人巴厘島峰會宣言肯定了CPMI等2022年7月的研究報告。
鄒傳偉:央行數字貨幣或可實現與第三方支付雙贏:6月12日,在由《中國經營報》和微吼聯合舉辦的“2020財富公開課”上,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表示,如果第三方支付機構可以作為DC/EP托管和支付機構,第三方支付行業目前對各種應用場景的滲透,以及建立的二維碼等收單系統,可以在DC/EP應用推廣中發揮積極作用,從而實現雙贏局面。(中國經營網)[2020/6/15]
綜合國內外的上述研究和試驗,對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需要討論以下問題:當前跨境支付系統存在哪些弊端?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相對當前跨境支付系統有哪些改進,有哪些可選路徑,面臨哪些挑戰?數字人民幣應用于跨境支付,應該采取什么策略,需要研究哪些問題?
二、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邏輯
當前跨境支付系統有3個核心特征。第一,使用商業銀行貨幣。第二,信息流和資金流分開。SWIFT是當前跨境支付中占主導地位的報文處理系統。SWIFT有很強的網絡效應,離開SWIFT會顯著降低報文處理效率。第三,資金流通過代理銀行網絡。代理銀行模式除了鏈條長,透明度不高,并且資金流通的每一個環節都要經過“了解你的用戶”、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等合規審查以外,最大成本來自對流動性的占用。不同國家的代理銀行在轉賬交易前,需要在對方開立往賬和來賬并存入資金。在記賬清算下,代理銀行之間的轉賬交易通過調整往賬和來賬中的資金余額來進行。往賬和來賬中的資金為支持跨境支付而沒能用在收益更高的渠道,由此造成的機會成本會通過跨境支付手續費轉嫁給跨境支付用戶。
萬向區塊鏈鄒傳偉:疫情會加速DC/EP進展:萬向區塊鏈、PlatON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表示,疫情會加速DC/EP的進展。第一,疫情中,現鈔可能攜帶病是全社會關心的問題,人民銀行為此對疫情防控重點地區回籠的現金加強了管理。DC/EP不存在這個問題,并且DC/EP的“雙離線”支付功能更顯優勢。第二,疫情后國際局面會更復雜,DC/EP為疫情后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局面提供新思路。第三,數字貨幣可能滿足應對疫情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特殊要求,比如零利率時的貨幣政策,更積極的財政刺激政策。(21世紀經濟報道)[2020/4/22]
跨境支付效率低、成本高是G20自2020年起研究改進跨境支付的主要原因。BIS2020年3月的研究報告《代理銀行的全球撤退》發現:第一,2011~2018年間,盡管跨境支付金額增長,但全球范圍內代理銀行的數量下降了20%;第二,代理銀行傾向于從治理不健全和對非法金融活動管制不力的國家撤離;第三,代理銀行撤離可能損害金融普惠,提高跨境支付成本,或將跨境支付驅至地下。當前跨境支付系統的另一個備受詬病之問題是,SWIFT盡管屬于國際金融的公共基礎設施,但被歐美“公器私用”為金融制裁工具。
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邏輯與當前跨境支付系統有很大差異。第一,使用中央銀行貨幣,安全性更高。第二,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中資金流和信息流合二為一。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時,理論上可以不依靠SWIFT報文系統,有助于保護貨幣主權。第三,理論上,不同國家的個人、商業企業和金融機構等之間可以直接用央行數字貨幣進行跨境支付。這有助于縮短代理銀行鏈條,消除代理銀行模式對流動性的占用,從而降低跨境支付成本,提高跨境支付速度。
鄒傳偉:中央證券存管與區塊鏈結合將帶來諸多好處:4月6日,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發文《區塊鏈應用于金融交易后處理的邏輯和機制》稱,區塊鏈應用于金融交易后處理是一個范式轉換,是從賬戶范式到Token范式。但僅靠范式轉換不足以支持在金融交易后處理中引入區塊鏈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關鍵要證明區塊鏈能提高效率,降低風險,并保留目前模式的優點。同時鄒傳偉稱,如果中央證券存管(CSD)結算和賬本維護功能通過區塊鏈來實現,那么中央證券存管(CSD)與證券結算系統(SSS)融為一體,所有市場參與者共享一個賬本,這將帶來諸多好處:1.通過分布式、同時化和共享的證券所有權記錄來簡化和自動化交易后處理工作,降低 CSD 和各種中介機構在后臺對賬和確認交易細節信息的工作量;2.縮短結算所需時間,減小結算風險敞口;3.交易有關信息由交易雙方共享,能促進自動清算;4.縮短托管鏈,使投資者可以直接持有證券,降低投資者承擔的法律、運營風險以及中介成本;5.可跟蹤性好,透明度高;6.去中心化、多備份能提高系統安全性和抗壓性;7.Token化證券持有者可以通過智能合約編程,對證券進行自動化管理,以實現靈活的風險轉移、對沖和資源配置等功能。[2020/4/6]
三、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路徑選擇
央行數字貨幣有零售型和批發型之分。兩種類型的央行數字貨幣都可以用于跨境支付,都有各自的優點,但也面臨各自的挑戰。總的來說,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更受重視。
聲音 | 鄒傳偉:全球穩定幣對弱勢貨幣、不可兌換貨幣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將有替代作用:萬向區塊鏈首席經濟學家鄒傳偉今日發文《金融與技術的平衡之道︱FMI、科技創新與政策響應之三》。他在文章中表示,近期以Libra為代表的全球穩定幣備受關注,如何平衡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也是全球穩定幣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穩定幣的“穩定”來自于其錨定的法定貨幣,而法定貨幣價值穩定是中央銀行向社會提供的最重要公共產品之一。私營機構發展穩定幣時,有沒有可能過度消費這種公共產品?鄒傳偉認為,從理論上分析,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三個可能渠道。一是違背100%法定貨幣儲備原則,超發穩定幣;二是偏離通過穩定幣提供支付服務的目標,追求法定貨幣儲備的投資收益,進行高風險、高收益投資;三是開展基于穩定幣的存貸款活動,出現穩定幣的多層次擴張(類似從M0到M2)。他在文章中提到,穩定幣一旦面臨大額集中贖回,其儲備資產中可能沒有足夠的流動性資產應對贖回需求,而穩定幣不享有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支持,極端情況下可能出現儲備資產“火線出售”、穩定幣擠兌等現象,從而影響金融穩定。因此,需要研究穩定幣對貨幣政策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對穩定幣的儲備資產需要準確測定、核算并建立托管和管理規則。鄒傳偉最后表示,全球穩定幣對弱勢貨幣、不可兌換貨幣和發展中國家貨幣將有替代作用,會放大強勢貨幣的貨幣政策的外溢影響。(第一財經)[2020/1/19]
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主要有兩個優點。第一,開放性好。境外用戶無需擁有境內商業銀行存款賬戶,只需開立央行數字貨幣錢包就可以擁有和使用央行數字貨幣。在央行數字貨幣錢包的分級管理機制下,開立央行數字貨幣錢包的要求總體上比開立境內商業銀行存款賬戶要低。第二,任何兩個央行數字貨幣錢包之間都可以直接進行點對點交易,可以不依賴代理銀行網絡。從技術上講,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交易沒有境內、跨境和離岸的區別。這兩個優點有助于拓展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的境外用戶群體。
哈佛梅森學者鄒傳偉:目前核心問題是區塊鏈內外的交互:今日鄒傳偉博士在五道口校友群分享看法表示,區塊鏈涉及的問題很多,但區塊鏈要對現實世界的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產生影響,目前面臨的一個核心問題(或核心障礙)是資產、交易和信息在區塊鏈內外的交互。因為“區塊鏈外的信用體系,完全不同于區塊鏈內的去信任環境,甚至是兩個不太相關的問題。”[2018/3/3]
但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面臨的挑戰也非常明顯。第一,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在境外大量使用和流通,容易造成對境外國家的貨幣替代問題。第二,目前,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主要是M0定位。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如果比照大額現金進行管理,那么用于機構對機構之間的大額跨境交易的難度會比較大。這會限制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大宗商品貿易、投融資和金融交易等方面的用途。第三,在央行數字貨幣錢包的分級管理機制下,境外用戶因為“了解你的用戶”審查,可能面臨比境內用戶更嚴格的額度限制。如果要通過綁定境內商業銀行存款賬戶的方式為央行數字貨幣錢包提級,那么境外用戶還是繞不過開立境內商業銀行存款賬戶的問題。第四,境外用戶如何獲得央行數字貨幣的問題。境內用戶可以使用境內商業銀行存款來兌換央行數字貨幣。境外用戶如果沒有境內商業銀行存款賬戶,就涉及能否用外幣兌換央行數字貨幣的問題,而這取決于外匯管理政策。第五,境外個人用戶數據如何管理。這在當前主要國家加強隱私保護和數據跨境流動監管的背景下存在不少難點。
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邏輯與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有很大不同。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持有和使用僅限于中央銀行和一些經中央銀行許可的商業銀行,不向個人、商業企業或其他金融機構等開放,因此它們不能使用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與境外交易對手直接交易。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機制應該是,一些經中央銀行許可的商業銀行在匯總境內用戶的跨境支付需求后,使用央行數字貨幣與境外商業銀行交易。這個模式相當于保留了代理銀行,但代理銀行鏈條可以縮短,也不存在代理銀行之間往賬和來賬對流動性的占用。這個模式主要有兩個優點:第一,更能支持跨境的大額交易。第二,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僅限于特定的境外商業銀行持有和使用,不會影響境外國家的貨幣主權。這就是在主要國家的央行數字貨幣項目重心轉向零售型之后,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反而更受重視的原因。
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已有全方位試驗。代表性試驗包括Stella,Ubin-Jasper,以及LionRock-Inthanon。這些試驗的一個共同發現是互操作性問題,包括不同國家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以及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與非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之間的互操作性。互操作性來自外匯同步交收這一風險管理要求。PvP在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中體現為一個技術問題:如果兩個國家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使用了同一個區塊鏈賬本系統,那么智能合約可以高效地實施單賬本PvP;如果不同國家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使用不同的區塊鏈賬本系統,跨賬本的PvP本質上就是跨鏈問題。
目前,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使用的主流跨鏈技術是哈希時間鎖。哈希時間鎖本質上是一個基于博弈論的多方合作機制。Stella和Ubin-Jasper試驗了不同類型的哈希時間鎖,發現哈希時間鎖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失效,沒有規模經濟。哈希時間鎖只適用于兩家銀行之間,如果多家銀行兩兩之間通過哈希時間鎖進行連接,那么哈希時間鎖的數量將隨著銀行數量增長而快速增長。針對這一瓶頸問題,LionRock-Inthanon最早提出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概念,本質上是將不同國家的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映射到一個共用的走廊網絡中,在走廊網絡中實施PvP。這就將復雜的跨賬本PvP轉化為單賬本PvP,拓展性和兼容性都很好。因為無論有多少國家參與,它們都可以共用一個走廊網絡,所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有明顯的規模經濟。
CPMI在《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在可及性和互操作性方面的選項》中討論了針對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的各種互操作性方案,包括兼容方案、單一系統方案以及連接方案,后者又分為單點連接、雙邊連接和“軸承-輻條”模式。CPMI等最支持的還是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方案。根據CPMI研究報告,目前正在開展的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試驗包括Prosperus、MAS、Aber、Dunbar、mBridge和Jura。2022年8月15日~9月23日,mBridge項目的真實交易試點測試發現,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能顯著提高跨境支付效率,能兼容傳統的實時全額支付系統。
圍繞“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可能出現新的國際金融基礎設施和復雜的多邊治理問題。第一,哪些中央銀行可以參加?采取什么治理機制來吸納新的中央銀行?第二,成員國商業銀行接入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的標準和程序。第三,如何監督中央銀行在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上發行的存托憑證的數量等于在本國央行數字貨幣系統上凍結的央行數字貨幣數量?第四,對境外商業銀行在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上持有本國央行數字貨幣的限制。第五,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的開發、運營、升級、差錯管理和爭議處理。第六,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是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大網絡,還是不同國家群體形成多個“局域網”?
四、數字人民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策略
跨境支付系統在人民幣國際化中起基礎性作用。要充分重視和發揮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方面的潛力。
數字人民幣是采取雙層運營架構的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數字人民幣的批發層由中國人民銀行和指定運營機構組成。上文對批發型和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應用于跨境支付的討論,對數字人民幣也是適用的。
建議數字人民幣在跨境支付中的應用采取雙層推進策略。首先,在零售層,數字人民幣定位于服務在中國旅居的境外用戶,以滿足他們的普惠金融需求。為此,要制定他們開數字錢包的程序、額度管理和兌換要求等。其次,在批發層,數字人民幣積極參與mBridge項目有關試驗,要深入研究從“代理銀行模式+SWIFT”切換到“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的影響。最后,要按照習近平主席在G20領導人第十五次峰會第一階段會議上所指出的,以開放和包容方式探討制定法定數字貨幣標準和原則,在共同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向前發展的過程中,妥善應對各類風險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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