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特專欄 | 白士泮：金融科技高速發展時代的監管新思維_TAC:META

作者：白士泮，新加坡國立大學客座教授、李白金融學院院長、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學院院長

本文首發于聯合早報

日前主管新加坡公共服務署的貿工部長陳振聲認為公共服務在制定條例時要懂得“靈活調控”，不斷探討是否有設定新條例的必要，與時俱進，以便更好的面對不確定性加劇和白熱化的國際競爭。公共服務署會調派更多公務員到私人企業，以培養“靈活調控”的能力。去年11月陳部長也指出，監管者若不清楚企業在諸如人工智能等尖端科技領域進行的工作，將有可能成為企業把構想商業化的障礙。因此，借調更多公務員到私人領域，實地了解情況和交換點子，以及建立讓監管者與企業對話的“實踐社群”，協助雙方建立互信與促成更為靈活的監管方式。

筆者基于多年在新加坡的金融監管經驗和經常與中國金融監管官員交流的心得,深切感覺到適當的監管新思維將成為金融科技領域的戰略優勢，讓我們在激烈的金融科技國際競爭環境里，脫穎而出。

美國眾議院數字資產小組委員會將于3月9日召開首場聽證會:2月28日消息，據DLNews援引三位知情人士報道，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新成立的數字資產小組委員會將于 3 月 9 日召開關于加密貨幣監管「攻擊」的首場聽證會。

據悉，數字資產小組委員會的主席為 French Hill。盡管小組委員會尚未最終確定證人名單，但聽證會將權衡金融監管機構最近對加密公司采取的行動。[2023/2/28 12:34:40]

監管者要創新“在位”，引導協同發展和爭取先發優勢

監管機構和私營部門應成為可信賴的合作伙伴。科技創新發展初期,監管者要確保創新“在位”，要置身于創新洪流之中,跟上創新,透徹了解技術創新最新發展趨勢,以便能及時為行業設定統一標準(standardization)，和倡導創新產品之間的兼容性或互操作(interoperability)，引導企業創新鏈整合協同發展，以打通技術應用通道,從而放大技術創新成果,為社會與消費者取得更大化的福利！

Michael Saylor：加密貨幣需要監管和動蕩才能發展:2月6日消息，Microstrategy 聯合創始人 Michael Saylor 在接受 CNBC 采訪時表示，加密貨幣破產和價格暴跌在短期內是痛苦的，但從長期來看，這是該行業發展的必要因素。

此外，Michael Saylor 表示，加強加密貨幣領域監管也是必須的，這需要長期參與傳統金融市場實體的指導和監管機構的投入一一尤其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2023/2/6 11:49:41]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很了解這一點，所以之前推動支付服務業者協調合作，在2016年推出統一閱讀器和在2018年推出全球首個統一支付二維碼-SGQR，允許不同支付服務機構的信息系統和應用程序能互相溝通兼容操作，提高效率方便客戶。國會不久前通過的《支付服務法2019》賦權新金管局，有權指示主要支付服務機構使用通用平臺或采用統一標準以實現支付系統間的互操作性，造福消費者。

加密托管公司Metaco將通過與OneDegree的合作為客戶提供數字資產保險:11月4日消息，據外媒報道，渣打銀行支持的瑞士加密托管公司Metaco與總部位于香港的保險公司OneDegree合作，為數字貨幣托管用戶提供保險。OneDegree將通過Metaco的Harmonize托管平臺向金融機構提供數字錢包保險，此合作還意味著Metaco客戶還可以獲得保險和風險管理服務。

據悉，Metaco專注于為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和花旗集團(Citigroup)等金融機構開發托管和交易平臺。（The Block）[2022/11/4 12:16:10]

監管者應切記我們不是為了監管而監管，監管最終的目的是為了發展。金融科技的監管也需要智慧與創新。鑒于技術高度動態發展趨勢的性質，至關重要的是，政府和私營部門必須共同努力成為為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和解決方案的共同創造者，而不僅僅是堅持監管者和受監管實體的傳統角色。

英國金融服務法案將提出使用穩定幣進行支付的規則:金色財經報道，英國財政大臣Nadhim Zahawi證實，一份金融服務和市場法案將于周三提交議會。該法案旨在利用英國脫歐的益處以改造英國的金融服務業。據悉，該法案提出使用穩定幣進行支付的規則。（路透社）[2022/7/20 2:24:37]

金融科技的發展尤其初期瞬息萬變,加上金融科技起步公司的合規性不確定,需要監管機構與金融科技業者合作,并肩作戰,監管者“邊學邊監管”，及時判斷並促進新的科技解決方案或產品的合規性，在合規與創新，在監管與發展之間取得良好的平衡。再來，若政府官員,企業,科技起步公司都成為創新生態圈的一分子，在同一屋檐下共事,有利于培育政府官員的創新思維，在設定新的監管條例就能更貼近技術創新最新發展趨勢，更具時宜性與前瞻性。做為戰略優勢與資源，業者可充分利用政府機構明確而且親商的監管和法規，縮短創新方案或產品商業化或“走入市場”時間（timetomarket)，爭取在市場的先發優勢。

制定與更新規則周期趨短

金融監管者制定政策的傳統做法是起草意見征詢書，征集社會意見，然后反復與業界和公眾交流，重要法規最后還需在國會三讀通過，如此制定與更新規則的周期一般至少都需要一年半載。然而今天的科技瞬息萬變日新月異，一兩個月內技術開發都會更新迭代，傳統制定規則的做法顯然更不上科技高速發展的步伐。

因此，金融監管者對于各項科技的發展與融合，只要在不影響大局的前提條件下如造成金融市場動蕩或影響公眾對金融市場或中介的信任等，都必須要有試錯的、做實驗的心態和思路。金融科技的發展初期盡量以“軟”規則如指導原則或勸告方式引導科技的創新發展。科技創新者和監管機構聚集在一起共同展開嘗試，基于共同嘗試生成很多經驗與數據，然后不斷試錯研究同時及時更新監管“軟”規則，只有如此才有更好的機會實現最終完美的科技創新成果。

讓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段話是新金管局局長孟文能在2018年11月新加坡金融科技節開幕儀式的講話。在探索本地銀行和外資銀行之間企業KYC信息共享服務設施的一個項目遇到初步失敗后，他這么說：“我們嘗試過，失敗了，我們會學習，下次我們會做得更好。”這充分表達了硅谷的創新創業精神-“越快失敗就能越快做好”（FailFast,FailBetterorFailForward)。

基于活動或風險的監管

金融科技包括許多不同的技術，這些技術會帶來顯著不同的風險，例如數字貨幣和數字支付的身份問題，P2P眾籌的投資者保護和作弊問題，大數據的網絡安全問題，分布式賬本的隱私和黑客攻擊問題等等，監管法規必須具有針對性并基于技術帶來的風險而制定，不能采取“一刀切”單一化對待所有金融科技企業的監管方式。

最后，螞蟻集團事件也讓我們意識到實時密切關注金融科技企業全程發展的重要性。由于初期相對寬松的監管態度，成就了螞蟻集團借助數據挖掘分析和網絡效應的互聯網金融飛速發展。金融數字化快速發展帶來了網絡安全、市場壟斷、數據權屬不清、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風險和問題。如果當時能實時“在位”監管，關注整體市場的宏觀數據收集和分析，密切監察市場壟斷或系統性風險等，將能幫助監管者及時出臺對策，事先防范和化解可能發生的問題和風險。“預防勝于治療”，盡力減少事后“粗暴式”的行政干預，有助于人們對金融科技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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