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廣場協議》導致日本“失去的20年”？解讀《繁榮與停滯》_CPI:GDP價格

作者l劉培林

再議日本“失去的20年”

由哥倫比亞大學伊藤隆敏和東京大學星岳雄兩位經濟學家共同撰寫、南開大學郭金興教授主持翻譯的《繁榮與停滯：日本經濟發展和轉型》一書，近期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該書英文版于2020年由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該書的第一版由伊藤隆敏教授撰寫，于1992年出版。對日本經濟而言，正如本書第二版界定的那樣，“失去的20年”正是1992年開始的。所以，第二版與第一版相比，補充了許多內容。

該書兩位作者都生在日本并在日本接受了大學教育，之后在美國一流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既非常熟悉日本的情況，也掌握了現代經濟學分析框架。本書的譯者也對日本經濟素有研究。這保證了本書內容本身的質量和翻譯的質量。

作者撰寫本書，最初的出發點是作為有一定經濟學基礎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但實際上由于作者特別是伊藤隆敏教授曾經深度參與日本實際經濟決策，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所以，本書對所有關心日本經濟的讀者而言，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甚至可以作為手冊一樣的工具書。

本書首先簡要回顧了明治維新后日本經濟快速發展，從而在一戰前躋身當時發達國家行列的過程；之后詳細分析了二戰結束到目前為止日本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幾乎所有重要議題，包括宏觀的經濟增長和周期波動、中觀的產業結構、微觀的勞動力市場和企業內部組織管理等。

本書除了有助于讀者深入了解日本經濟，對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也具有一般性的意義。作者在書中說，日本是許多宏觀政策的實驗室。日本最早實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寬松政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也實施了這樣的政策。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2013年上任后推出了定性和定量寬松政策。事實上日本歷史上也有重要的宏觀政策創新。比如，曾被人們稱為“日本的凱恩斯”、20世紀20年代日本大藏相高橋是清主持實施過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事實上很可能是凱恩斯《通論》思想的一個實踐來源，就這一點而言，也許應該把凱恩斯稱為“英國的高橋是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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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除了上面這些，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日本經驗還有更廣泛的借鑒意義。日本在二戰后短短幾十年內重新快速崛起為發達國家，既需要實施美國那樣的成熟國家的日常宏觀經濟管理，還需要應對許多短時間內發生的快速而激烈的結構變化，比如重化工業的快速發展和退出。后一方面的結構變化并非標準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就足以應對，所有這些都充分表明了這本著作對中國的重要參考價值。

1《廣場協議》并非日本“失去的20年”的原因

這本書對筆者有多方面啟示，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闡明了日本“失去的20年”并非如許多人認為的那樣由《廣場協議》所致。

《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濟走向疲軟，是一種非常流行的看法。日本前首相宮澤喜一被認為是戰后眾多首相中比較懂經濟的。宮澤喜一在回憶錄中稱，日本戰后有兩大轉折點：一是20世紀60年代的安保紛爭，引發了戰前價值觀向戰后價值觀的大轉變，開啟了高速增長；二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給高速增長畫上了休止符。

在《繁榮與停滯》一書中，伊藤隆敏和星岳雄兩位作者則鮮明地指出，日本“失去的20年”和《廣場協議》沒有多大關系。兩位作者指出，1992—2012年確實是日本“失去的20年”。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這20年日本實際經濟增速低于潛在增速。作者之所以做出這個判斷，是從供給與需求這一最基本的經濟學分析框架入手的。他們認為，這20年日本同時出現了減速和通縮，在供給與需求的基本分析框架中，這意味著需求曲線左移。由此可以判定需求不足是導致經濟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

圍繞“失去的20年”，作者給出了比供給和需求更深層次的分析。他們傾向于認為，日本不合理的貨幣財政政策、不健全的金融監管體系導致了泡沫，并且在泡沫破滅后沒有很好地加以應對，這是導致需求不足的原因。當然，也有東亞金融危機的連帶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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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點對我國許多理論和政策工作者廣為關注的話題有著特別重要的啟示。好多論者把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或20年歸咎于《廣場協議》，但是該書鮮明地推翻了這個看法。

該書認為，要解釋1992年以來日本經濟的低迷，首先需要解釋在此之前的泡沫經濟是如何形成的。作者認為，如果日本在1987年就開始實施緊縮政策，泡沫經濟就不至于演變到那么嚴重的程度。但是，由于當時貨幣政策的目標是物價穩定，而當時雖然資產價格飛漲，但CPI漲幅并不大，政策制定者很難前瞻性地認識到泡沫正在積累；此外，即使認識到泡沫在積累，要在CPI不高的情況下實施緊縮政策，阻力也會很大。也就是說，作者認為，由于決策者的前瞻性有限，也由于其他阻力，日本沒有及時實施緊縮政策，最后導致泡沫經濟愈演愈烈。

那泡沫經濟的醞釀、積累和破滅，與《廣場協議》有什么關系呢？作者認為沒有因果關系。《廣場協議》的內容是要求日元升值，兩位作者在書中展示的證據確鑿無疑地表明，簽訂《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名義匯率、名義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的確都升值了。按照經濟學的原理，升值之后日本出口會疲軟、日本經濟應該減速，但實際上1985年之后日本的經濟增長并沒有減速，出口也沒有減少，所以，很難說《廣場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疲軟和泡沫破滅。“失去的20年”則是更往后的事情了，和《廣場協議》就更沒有因果關系了。

總起來看，兩位作者認為，日本“失去的20年”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政策失當。筆者認為，在伊藤隆敏和星岳雄兩位作者看來，對于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而言，《廣場協議》連“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意義上的“外因”都夠不上。

筆者在這里想指出的是，將《廣場協議》簽訂之后日元升值且出口仍快速增長兩個事實放在一起加以分析，那么，以“倘若沒有《廣場協議》，日本出口可能會更強勁”為由，把日本經濟疲軟的原因歸結為《廣場協議》，說服力不強。對兩個事實的更好解釋，毋寧說是日本的出口強勁加劇了日元升值態勢。這個解釋還可以和下面的事實很好地吻合：《廣場協議》后日元單邊升值非但沒有打擊日本企業的信心，相反導致了一種虛幻的財富效應，使得日本企業高估了自己的實力，給本來已經存在的泡沫經濟添柴加油。日本企業在海外收購洛克菲勒中心、哥倫比亞影業公司等，正是在《廣場協議》簽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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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有待考證的另一個問題是，簽訂《廣場協議》之后日元單邊升值趨勢下，出口企業是否廣泛采取了匯率風險鎖定操作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響？

兩位作者在書里還特別指出，中國一些學者經常以《廣場協議》后日本的經驗為依據，認為不應該讓人民幣升值。如果屈從于美國的升值要求，最終會導致中國經濟的長期衰退。然而這種說法無法令人信服。兩位作者認為，《廣場協議》和隨后的《盧浮宮協議》并沒有使日本經濟增長脫離應有的軌道。也就是說，我國國內相關各界以《廣場協議》導致日本泡沫經濟破滅為由，擔心人民幣升值會影響經濟增長，是誤會，也是不必要的。

上面介紹了兩位作者在書中從日本國內和對外關系角度對“失去的20年”的原因分析。當然，從日本國內角度看，兩位作者雖然認為泡沫經濟破滅導致需求不足是“失去的20年”的主要原因，但也認為有些供給側因素導致潛在增速降低，不過不是主要原因。

筆者認為，一些結構性因素導致的供給側潛在增速下降，在日本“失去的20年”的眾多原因中，也許比兩位作者認為的更重要。筆者曾基于成功實現追趕的經濟體的共同特征，歸納出一個發展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即“后發經濟體的追趕周期”。

該框架包括這樣幾個階段：起飛前的長期低速增長，20～30年的高速增長，10～20年的中高速或中速增長，之后轉入和發達國家接近的低速增長。這個周期是后發追趕國家尤其是短期內快速追趕國家特有的。較之經濟學文獻基于發達國家經驗識別的其他類型的周期，追趕周期對發展中國家發揮著更具決定性的作用。理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既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更要從追趕周期這一發展中國家特有的規律出發。

追趕周期背后的故事是，發展中國家通過體制改革，順應自身比較優勢，釋放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實現快速的技術追趕，使自身的技術進步速度能夠抵消投資回報遞減的效應，從而實現起飛和為期幾十年的高速增長，然后，在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增速逐步收斂于發達國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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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這個關于后發經濟體追趕周期的分析框架，筆者想指出的是，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技術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接近全球前沿，日本技術上的后發優勢幾乎沒有了，自身的技術進步速度無法抵消投資的回報遞減效應，因此，潛在增速下降是正常的、符合規律的。如果這個分析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就意味著日本在高速追趕階段結束后，只有主要依靠自身的創新，像美國那樣拓展技術前沿，才能實現和美國接近的增速。但日本創造性破壞的機制不夠活躍，這可能也是解釋日本增速低迷的重要原因。事實上，《繁榮與停滯》也給出了許多這方面的證據。

除了分析“失去的20年”的原因，筆者在這里還特別想指出的是，如果日本國內出于自省而把“失去的20年”作為熱點討論話題有一定合理性的話，那么本著同樣的自省態度，中國的分析者與其強調日本“失去的20年”，倒不如強調日本這20年的發展成就對中國有哪些啟示。

首先，要充分認識到，日本國民的生活質量、預期壽命、社會秩序、產品質量、食品藥品安全，是持續改善的，目前從全球看都是第一流的。

其次，日本經過二戰后40年的高速增長，到20世紀90年代初，已經穩定躋身全球最發達國家行列，不遜色于任何其他發達國家。1991年，按照當年官方匯率計算，日本人均GDP、人均國民收入幾乎是美國的1.2倍；GDP和GNI接近美國的60%。而中國目前還只是上中等收入國家，尚未跨過高收入國家門檻。2021年中國GDP、GNI大約相當于美國的3/4，而人均GDP和人均GNI僅僅相當于美國的18%和17%。

再次，兩位作者在書中給出的數據表明，1996-2016年日本居民購買的海外凈資產一直為正。2018年底日本積累的外部凈資產為341萬億日元，同年日本的GDP為548萬億日元。由此可見，“日本的海外還有個日本”的說法并非毫無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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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注意減量式發展的趨勢。減量式發展的意思是，雖然經濟工作量不變甚至減少了，但是浪費也減少了，國民幸福感、國民閑暇時間更多了。筆者曾聽過7-11連鎖店的經驗介紹，他們的管理真是精益求精，減少一切不必要的人工、材料、水電、物流等方面的浪費，這樣下來，GDP可能是減少了，甚至物價也下跌了，但百姓的生活水準并沒有降低。

反觀我國，筆者曾經在某超大城市的某金街看到，街上鋪的石頭用上幾十年、上百年沒問題，但沒過幾年要扔掉重鋪。要知道，那種石材本來就貴，開采、打磨、搬運、鋪設，然后過不了幾年再拆掉，需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不僅浪費資源，還要給這些扔掉的石材尋找掩埋之地。又比如，好多農村地區的房子，甚至城市里的房子，拆了建、建了拆，多次反復。國外的房子一用就是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來回拆掉重建，GDP雖然會增長，但帶來了巨大的無謂損失和浪費。由此產生的GDP和經濟增長，弊端遠遠大于好處。

由此我也想到一個理論問題，就是如何定義有效儲蓄率。東亞國家儲蓄率通常都比較高，但如果高儲蓄都用于建了拆、拆了建，就不能切實推動福利提高。人們一直節衣縮食，卻一直不能提高生活質量。相反，如果儲蓄資源得到有效利用，人們可以把儲蓄率降低一些，增加當前消費。

2日本產業政策的成敗得失

日本在二戰后的經濟起飛和追趕過程中，曾實施過多種多樣的產業政策，我們現在常用的“產業政策”一詞也源于日本。但各界對于產業政策在日本經濟起飛和繁榮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以及中國今天該如何制定和利用產業政策，都有很多的爭議。兩位作者在該書中也對日本產業政策進行了深入分析。

該書將日本實施過的產業政策分為四類：一是針對所有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二是針對目標產業的市場保護、資源有限保障；三是結構性蕭條期間的產能和投資協調，旨在防止所謂“過度競爭”；四是針對中小企業的保護，以免在轉型期和經濟周期的衰退期遭受嚴重打擊。

兩位作者傾向于認為，日本的產業政策效果不好。沒有產業政策扶持的，發展得也不錯；付諸實施的產業政策，也沒有實現通產省的期望目標；有些產業政策本身的出發點就沒有多大的意義。

筆者認為，應該從不同國家類型看待產業政策。對于后發追趕型國家而言，針對技術路線清晰、商業前景明確的特定產業，一定時期的傾斜政策，不能說對快速技術追趕和產業追趕毫無益處。當然，這種意義上的產業政策要想以盡可能小的投入取得盡可能大的效果，需要很多條件：比如，不能只讓指定的企業享受優惠政策；要以周密的實施機制防止企業騙補而不著力提升技術；一開始實施時就應該明確扶持政策的退出條件或退出時間。

按照前文提出的追趕周期的分析框架，兩位作者在該書提到的第一類、第三類和第四類產業政策，對于成功的追趕型國家而言，是有一定必要性和合理性的。具體來說，追趕型國家在經濟起飛和高速追趕階段，需要必要的基礎設施，也需要針對產業進行一定的協調；而在追趕周期的后期，當追趕型國家以幾十年時間發展起來的重工業體系需要退出時，也需要一定的扶持型退出政策。要知道這些重工業體系在先發國家中，是花了200多年的時間，漸次萌發、成長壯大和退出的。如果說先發國家不需要或者說只需小力度的退出政策就能夠應對好這些問題的話，后發追趕型國家實施退出型政策的必要性明顯要大一些。

關鍵在于這類退出政策實施時是應該直接補貼失業工人，還是補貼即將倒閉的企業？實施力度應該多大，實施時期應該多長。如果補貼不是直接發給工人而是發給企業，那么要明確規定政策終止的條件或時間點，以免形成僵尸企業、利益集團，阻礙創造性破壞。

對處于技術前沿的發達國家而言，兩位作者在書中列舉了要產生硅谷那樣的富有創新活力的創新區域，需要風險投資、高質量的人力資源、產學研緊密互動、大中小企業共同成長的生態、鼓勵創新的社會氛圍、有利于初創企業創建和發展的專業化服務體系。這些條件很難說是產業政策。

但是，在具備這些條件的前提下，如果再針對某個技術方向或針對某個產業給予傾斜政策，應該也會有助于目標產業的發展。問題的焦點在于，處于最前沿的國家實施這類傾斜性政策時，目標產業的技術路線和商業前景到底怎么樣，從全社會福利角度看，投入產出比是不是最合算的，這些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總的來看，筆者認為，對產業政策很難有斬釘截鐵的結論說一定就好，或一定就不好。產業政策要取得一定的成功，需要一定的配套條件，也需要精心設計，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產業政策是科學更是藝術。

3處理好對外關系是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

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兩位作者在該書中提供了多方面的分析。首先，在外部壓力的作用之下，日本發生了明治維新，推動日本在一戰前成為當時的發達國家。其次，兩位作者在書中詳細介紹了日美貿易沖突的過程。

筆者從該書對這一過程的介紹中得出了三點體會：一是國家間圍繞貿易收支不平衡的爭斗無法避免，尤其是美國對第二位體量的國家，戒備心理更加突出。二是按照日本的經驗，這種爭斗其實是推動國內改革、平衡國內利益集團因既得利益而阻撓改革的重要力量。三是斗而不破很關鍵。日美圍繞經貿、匯率等，斗而不破，形成了妥協。這對中國下一步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條啟示。

4從供給側入手提升生產率是無悔的政策

筆者閱讀該書時，還有一個深刻的體會，即總需求管理政策和金融監管等政策，無論怎么樣都不可能做到絕對無悔，因為對形勢的判斷、政策力度的拿捏，很難做到足夠前瞻、準確。即使少數專業決策者足夠前瞻，能夠做出正確的判斷，要將所設想的政策付諸實施，還有很多方面的阻力，甚至專業決策者出于考慮都不會明確提出政策。

兩位作者在該書中仔細復盤日本泡沫經濟釀成和破滅過程中需求管理方面的諸多不足，但是，如果讓兩位作者穿越時空回去主導政策，很難說就能夠將泡沫消滅在萌芽狀態。同理，即使我們比較透徹地了解了日本泡沫經濟釀成和破滅的原因，也很難有把握地說今后就能避免因為總需求管理不到位而引發的泡沫經濟，更遑論避免總需求管理失誤之外的原因引發的泡沫經濟了。

如上文分析產業政策時指出的那樣，宏觀需求管理和監管政策是科學更是藝術。筆者的體會是：與宏觀需求管理政策相比，從供給側促進創新的政策，解放人、發展人、激勵人的政策，永遠是無悔的。這是和需求側管理政策不同的地方。

最近十多年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的一個話題是長期停滯，即全球技術進步速度有可能趨勢性放慢。工業革命以來的經驗表明，人均收入每年增長大約2%，筆者曾把這個2%叫作人類知識前沿外推速度的常數，就如同重力加速度、光速這樣的物理學常數一樣。為什么過去是每年大約2%？這個從理論邏輯上無法得到解釋。許多人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技術進步速度放緩，有學者指出目前陷入了長期停滯。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2%的人類知識前沿外推速度的常數，可能就會變為1.8%或者1.5%。

到底技術進步未來會不會放緩，有待于時間給出回答。目前沒有切實的證據給出是否放緩的判斷。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無悔的政策是促進創新，促進創造性破壞。在筆者看來，只要有活躍的創造性破壞機制在起作用，那么前面提到的人類知識前沿外推的速度就不會降低，而是可以保持下去。在這樣的條件下，即使一些國家在一定時期內因為總需求管理失誤而導致實際增速低于潛在增速，最終也會被時間拉回到潛在增速軌道上。這一點正是中信出版集團翻譯出版的對經濟增長理論有諾獎級貢獻的著名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等人的《創造性破壞的力量》的主題。*

本文全文發表在《比較》第126輯，請參見財新網，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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