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里的詩歌課：不功利，無期待_小硬幣:PPT價格小硬幣的故事

龍正富在小溪旁上詩歌課。

龍正富在詩歌課上。

孩子在詩歌課結束后玩耍。

孩子站在裝裱的詩歌前。

孩子在詩歌課結束后玩耍。

孩子站在裝裱的詩歌前。

對于一群貴州深山里的孩子們來說，寫詩和摘苞谷一樣日常。

詩意可以誕生在任何時刻。一次放學后，他們小心地繞過莊稼和烤煙苗，踩在嘎吱作響松果和杉木葉上。他們嬉笑著，朝對方臉上吹蒲公英，往對方身上掛帶刺的合歡葉子。

那時正值傍晚，遠山連綿，炊煙飄進云里。原本在人群中內向、瘦弱的男孩袁方順，漫不經心地吟起剛作的詩：“金黃的夕陽/天空無處藏/眉眼形如弓/做著剝蓮蓬。”他解釋，“云朵是太陽的眉眼”。

一只金龜子爬到他手上。他順從地讓它爬上胳膊，然后微微傾斜手臂，引它爬回葉子。

他是班上最“高產”的“小詩人”，3年里用掉了10個詩歌本。他的母親和父親離婚已經兩年，他不愿再提起對媽媽的想念。但他還是會讀自己寫的那首詩：

“以前你是春天的光彩/可你離開了我/我在柳樹上貼著‘媽媽我想你了’/流水像你的頭發隨風飄揚/鵝卵石也有你的微笑。”

他所在班級叫“六年級”，71名學生剛剛好擠滿教室。3年前，語文老師龍正富開始在班上教詩歌課。從此，每天都會有人把新寫的詩悄悄遞給他。

如果只從學習上看，他們并不算優秀：4個鄉鎮的35個班中，他們成績并不理想，語文和數學的平均分在60分左右浮動。他們臉上總帶著泥土和“高原紅”，看著無憂無慮——課間爬到樹上撿羽毛球拍，在開裂的操場上跳皮筋、跳繩，上課鈴一響，就把手里的籃球隨意扔進草叢。有老師形容授課像“牽著蝸牛散步”。

但他們會寫沉甸甸的詩，有關死亡、離別和思念。班里有39名學生沒有父母陪伴，他們的父母離異，或去世，或全部出去打工。

加密分析師：比特幣即將進入“希望”市場周期心理階段:金色財經報道，加密分析師Ali Martinez在社交媒體分享了比特幣價格與所謂“華爾街備忘單”進行比較的結果，顯示比特幣即將進入市場周期心理的‘希望’階段。Ali Martinez稱在經歷了“恐慌”、“投降”、“憤怒”和“蕭條”等悲觀階段之后，BTC現在正在經歷“懷疑”階段，因此可能會在下一個周期吸引積極的市場情緒，而此階段之后是“希望”階段，隨后則是積極的市場周期階段，包括“樂觀”、“信念”、“激動”和“欣快”。 （finbold）[2023/5/30 9:49:38]

在這里，詩可能隨時誕生，也可能隨時消亡：有的孩子的詩歌本被爺爺點煙時燒了；有的孩子本子掉在地上忘記撿，被其他同學掃進了垃圾桶。曾經有場暴風雨吹開老舊的木門，把貼在圖書室后墻的詩全打濕。

但他們總說“詩歌很重要”，就連一名坐在最后一排、經常上課睡覺的女孩，也說自己“懂詩”，會給其他人提建議。“那些寫出來自己真實心情的，我覺得才是好的。”

他們說，詩歌是光，是相機，是日記本，是好朋友。

“可以什么也不做”

在龍正富的詩歌課上，他上來就說，“你可以做很多事，也可以什么都不做。”

71名孩子發出的噪音輕松蓋過了他的聲音。課桌下的小手攥著飛行棋子、撲克牌，不時有礦泉水瓶飛過課桌。

即使是寫詩，孩子們的嘴和雙手也不會停歇。詩歌本在臟兮兮的小手里傳來傳去。總有人拍拍同桌、或者扭頭問后桌，“這個字怎么寫”。有人剛寫完，身邊的同學就搶過本子讀，還“熱心”地朝龍正富揮手，讓他來“欣賞”。

課堂上，龍正富總把身體壓得很低，很少輸出觀點，只是不停發問，“你看到了什么？”“你喜歡他的表達嗎？”“所以別人喜不喜歡重要嗎？”

40分鐘過去，PPT還停留在第一頁的圖畫上。不停有學生站起來分享自己的觀察。“你們說得太好了，我覺得真的不敢多說”，他在講臺上激動地攥著手。

下課后，孩子們追著給他看詩。龍正富坐在厚厚一沓本子旁，輕輕讀出聲，拍照，然后慎重地寫上批語。即使有些句子平平無奇，他也會劃上波浪線，在旁邊點上感嘆號。評語大多無關好壞，多是一些他對詩里情感的回應。

有孩子寫，“陽光透過窗戶/照在房里/使我每天都露出了/牙。”他批，“老師也開心”。有孩子寫，“我走在路上/發現/我的影子一直/悄悄跟著我。”他寫，“當我們停下腳步，留心周圍，也就開始關注自己，關注生命。”

開始上詩歌課前，龍正富沒讀過什么詩。他認為好詩就是“愛國”“堅強”“正能量”，“別說國外的，就連北島、顧城，聽都沒聽說過！”

接觸詩歌課源于一次偶然。2019年，公益組織“是光”和黔西市教育局合作，給當地的鄉村教師提供詩歌課程和培訓。申請表發下來，老師們“都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校長轉給教導主任，教導主任轉給龍正富。龍正富邊想邊填，直到晚上才填完。

安永：意識到QuadrigaCX冷錢包中比特幣被轉移，仍未找到相關私鑰:12月21日消息，QuadrigaCX破產受托人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周二發布聲明稱，已經“意識到”QuadrigaCX冷錢包里的比特幣(BTC)被轉移至其它地址。上周末，超過100枚與QuadrigaCX相關的比特幣從冷錢包中轉出，總價值約為170萬美元，其中許多資金已經流入不同的錢包。

安永證實并沒有發起這些交易。聲明中稱，安永公司以法院指定監管人和破產受托人的身份與管理層和其他人合作，以收回轉移至這些錢包中的比特幣。然而盡管進行了詳細調查，仍無法找到與冷錢包相關的私鑰。

作為Quadriga債權人律師的加拿大律師事務所Miller Thomson也在網站發表了類似聲明。安永于2019年2月初首次宣布，它“無意中”將比特幣發送至其無法訪問的Quadriga冷錢包，失去了對這些比特幣的控制。此后這些地址的比特幣一直處于凍結狀態，直到上周五，所有五個地址的比特幣在美國東部時間下午6點52分至7點14分之間流出。（CoinDesk）[2022/12/21 21:57:19]

之前，老師們要用尺子才能讓這個班安靜。龍正富沒用過。他讓孩子們讀泰戈爾、紀伯倫、希爾弗斯坦、古川俊太郎、金子美玲，在早讀、課間、或者是午休時。他不要求齊讀，而是讓他們七嘴八舌地讀，“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味道”。

龍正富班上的孩子們語文基礎不好，拼音不熟練、卷子上的閱讀題空了大片，但這并不影響他們的創作。碰上不會寫的字，有的孩子口述、讓同學“代筆”，有的則用手機語音轉文字，再自己抄下來。

“詩歌就像一個好玩的游戲”，一位男生說。他是班上最調皮的男生之一，有時成績只有10多分。在班主任眼里，他成績不好，但在勞動的時候很積極，主動拿著鏟子去廁所掏糞坑，糞水濺到身上也不介意，“每個人不是十全十美，也不是一無是處”。

“是光”組織會定期遴選孩子們的詩，頒發獎品。這個男生的詩雖然沒得過獎，但他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是看到一只陌生的小狗被撞死后寫的。“當我的小狗出車禍時/我會用我的手/輕輕地/抱起來/當我看見它的身體時/我的淚眼/瞬間掉在我的心上。”

“在詩里，我可以自由地表達”

龍塘小學所在的重新鎮“一沒廠二沒礦”，這里土地破碎，小麥和玉米收成都不好，主要產業是烤煙，10畝的年收入也不到2萬元。

大部分年輕人選擇外出務工。國道旁的墻上涂著醒目的藍底白字標語，“外出務工要注意，子女照護要委托”。

龍正富說，如果沒有詩歌，他很難獲得孩子們的信任。之前很多孩子的情緒會在某一天突然變化，比如突然不說話、或者在課上掉眼淚。他問孩子為什么，孩子什么也不說。

3年前他開始上詩歌課，他帶著孩子們讀詩、寫詩。一學期結束，孩子們寫出的只是“流水賬”，但他耐心地給每首詩拍照、寫評語，之后的2年里換了3個手機，每個手機里都有幾千首詩歌。

CoinShares：上周數字資產投資產品凈流入880萬美元:12月12日消息，據CoinShares報告顯示，上周數字資產投資產品凈流出880萬美元，其中比特幣投資產品凈流入1710萬美元，以太坊投資產品凈流出240萬美元，做空比特幣的投資產品凈流出390萬美元。此外，上周數字資產投資產品交易量為6.77億美元，創下近兩年新低。[2022/12/13 21:40:15]

慢慢地，孩子們放下了防備。一個孩子原來總是上課睡覺，拿刀片割手臂，從不和龍正富說話。一天深夜，他突然和龍正富發信息，說自己反鎖了房門，想從樓上跳下去。

后來龍正富了解到，他一直跟著爺爺奶奶生活，他不到一歲母親就離開了家。父親正準備再婚，電話里只讓他好好學習。那段時間母親想見他，卻又托人說，見面時要裝作不認識她，要喊她“阿姨”，因為她的新家庭不知道她有過孩子。

“我30多歲，如果遇到這種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解決，你讓一個孩子去承擔，怎么可能呢？”龍正富說。

班上大部分學生家長只有小學或初中學歷，他們對于孩子的期待普遍不高，對詩更是沒什么概念。林怡是班上的第二名，但她的父親說：“不希望她有多么優秀，就希望以后圈子好一點，找工作好找一點。”得知女兒寫詩得獎，他們只當是“老師布置的作業”。

林怡的父親在鄰近的縣城幫人蓋房，母親在福建的紡織廠上夜班，家里只有爺爺奶奶和年幼的弟弟妹妹。她高高瘦瘦，話少，兩綹碎發安靜地垂在臉龐。每天回家，爺爺奶奶干農活還沒回來，她老練地燒水、煮飯，水燒開，作業也做完了。

一個人的時候，她花很多時間發呆。當太陽落在山尖尖上，她就站在豬圈旁的葡萄藤下，望著山，直到太陽的影子從山上消失。“我會想山那邊的人，看太陽會不會很近很近？還是說他們面前也有座山，太陽其實是從那座山落下去的？”

《月亮》這首詩也是她一個人的時候寫的。“把我的小硬幣放在紙下/用手電一照/你別告訴別人/我在紙上發現了一個小月亮。”

從3歲起，她就習慣了送別外出打工的父母。如今，她的思念藏得很深。母親上班前給她打電話，她不知道說什么，但也不愿意掛，最后只能沒話找話地問，“媽媽你就要上班啦？”

“是啊，我們這邊天都黑了。”

“可我們這邊還很亮！”

想要看懂她很難。她有兩個詩歌本，一個是寫記錄心情的詩，一個是寫給老師看的詩。在那個沒人看過的本子上，她把孤獨和悲傷化為竹子上的雨珠、踩在腳下的泥土。

她說，即使是一些看起來快樂的詩，背后也有不開心的“秘密”，“在詩里，我可以自由地表達。”她很滿意大家都讀不出來，“我也不想他們知道。”

但總有蛛絲馬跡藏不住。一位女生說，她在詩里喜歡用“它”，而不是“他”和“她”，來指代身邊的朋友和家人，“因為動物是沒感情的，就算感情太深，總有一天會離開你。”

他們的詩里有復雜而微妙的情緒：比如寫近在咫尺的失望，“我馬上就要摘到星星了/可是樓梯一滑/我摔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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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憐憫和救贖：“夕陽把光/撒在水底/仿佛/想拯救以前/落在水底的小孩。”

寫殘酷的告別：“雪人/望著冬天離開的被影/可是冬天沒有留下/而是/轉過頭來笑了笑。”

朱光潛曾說，詩歌就是美育，“就是多學會如何從自然限制中解放出來，由奴隸變成上帝，充分地感覺人的尊嚴。”“美育必須從年輕時就下手，年紀愈大，外務愈紛繁，習慣的牢籠愈堅固，感覺愈遲鈍，心理愈復雜，藝術欣賞力也就愈薄弱。”

“人的感知力是強大的，我們看到的那些詩，是感知力的億萬分之一，以文字方式留下來。”“是光”創始人康瑜說。

“是光”的課程覆蓋了27個省份，康瑜發現，相比于山東孩子的平實、湖南孩子的熱烈，貴州山里的孩子們的特點是“朦朧”。

“貴州的小朋友會寫，一滴水掉在河里，畫著魚的輪廓。還有人寫，想做自由的蜻蜓，為蓮花做鏡匣。你能夠更加感覺到他們是稍微遠離生活的。”

他們用樹、風、天上的星星、地上的田野，包裹自己隱秘的現實生活。

“不功利，無預期”

接觸詩歌課前，龍正富覺得自己“太麻木”。他2008年成為特崗教師，那時認為好老師就是“把成績搞上去”。

那時農村小學沒有“雙減”的概念，學生成績和老師績效工資掛鉤，“天天放學后留學生背、抄、讀。”

很多教師教作文寫作，就是讓學生背模板，寫景的背一篇，敘事的背一篇，銜接詞是清一色的“一開始……然后……最后”。他在這種環境里陷入迷茫。

“學生也努力了，你也努力了，但學生好像會通過一些行為告訴你，他不太愿意這么做。”龍正富回憶那時候整日都忙，忙著寫教案，改本子，“很少關注學生本身”。

有次一位女生流鼻涕、說頭疼，兩天后就沒有來上課。第三天他去家里探望，人已經在棺材里了。他只記女生是圓圓的臉，不長不短的頭發，經常穿著紅衣服。

他突然覺得茫然，“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她就這樣突然消失了。我沒走進過她的內心世界，她留給我的不多，我留給她的也不多。”

他想更了解學生，不想用成績定義學生。但不看成績，他又不知道怎么做。“有了成績才好管，但可能就沒有愛心了，該幫助的人不幫助，只想著保護自己。”

他渴望參加教研活動，但機會寥寥。他讀蘇霍姆林斯基的書，但總找不到實踐的路徑，直到遇到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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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光”的教師培訓課中有句話，“不功利，無預期。”“是光”創始人康瑜見過很多鄉村老師，著急讓孩子們寫出詩，“還會有以往的課程慣性，就是課堂一定要出一個東西。”

他們還急迫地希望有一些“抓手”，比如有幾個重點、課堂目標是什么，“他們發現自己好像沒有傳統課堂上的權威了。原來他們知道標準答案，但詩歌課沒有標準答案。”

最初，龍正富“功利”的教學習慣還會冒出來。郭沫若的《白鷺》中有一句，“但是白鷺本身不就是一首很優美的歌嗎？”他總聯想到考點，“考試可能會要求把這個句子改成陳述句”。

但當他嘗試讓孩子們自由地讀上兩三遍，讀到這句，他們會不自覺提高聲音，“像吶喊，也像爭論，是在表達對作者的理解，也認同，白鷺是一首優美的歌，很自然就理解了這個句子情感上的增強。”

龍正富的同事、五年級的數學老師代紅艷上詩歌課的初衷，是提高班里的語文成績。

他們班上有學生還不能熟練拼讀聲母韻母。作為班主任，她想借助詩歌提高學生們的學習興趣。但她從沒讀過詩歌，自嘲“語文基礎還不如學生”，詩歌課是她第一次上不給學生布置作業的課，“很迷茫，我也變成學生一樣。”

有時學生的詩在“是光”平臺上獲獎，她又開心又懵，因為“沒有讀出什么特別的感覺”，“不是我教學生，好像學生教我。”

代紅艷班上寫詩的同學只有一兩個，看到龍正富每天都能收到詩，她找龍正富“取經”。對方告訴她要耐心，“把主題告訴他們，然后就讓他們去想吧。只要是他們想的，就是對的！”

原來她上課不愛笑，脾氣大，吼人時聲音能穿透操場。她總提醒自己上課要多微笑。“現在我每個星期還要發怒，但是發怒的程度好像有小一丁點進步”，她不好意思地說，“就當是牽著蝸牛散步”。

有次詩歌課的主題是“重塑”，一位同學寫，要把某某老師粉碎。她沒有生氣，而是讓那位同學放心，“我不會告訴這個老師的”。她還狡黠地問班里的同學，“有沒有想把我粉碎的？”

她知道教這里的孩子，尤其需要耐心。龍正富班上有個男生叫李杰，胖乎乎、大嗓門，走路帶風，“成績超級無敵糟糕”，總是被指責欺負同學。

代紅艷教過李杰，有次李杰塞給她兩個橘子，其他孩子在旁邊起哄，“老師，他是撿的！”但代紅艷很開心，“就算是撿的，也不是壞的呀！就算是撿的，他也知道給老師呀！”她說著說著，有些激動，“說真的，有的學生學習不好，沒辦法，但他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

李杰會寫的字不多，有天他口述了一首詩，叫《花》，同桌幫他記了下來——“花是香的/一生下來就是香的/就像人/一生下來就是勇敢的。”

“回到生活中”

距離畢業還有一個多月，龍正富把5月的這堂詩歌課主題定為“轉角”。

PPT上放著尼采的詩，《我的幸福》，“自從厭倦了求索/我便學會了看見/自從一種風向和我對著干/我便乘著所有的風揚帆。”

龍正富有些動容，“這首詩送給你們，也送給我自己。這幾年是你們陪伴了我，是你們的詩歌陪伴了我。”

他回想起課堂外，他曾帶學生們去樹林中漫步，或者去小溪邊抓小魚，鞋子甩在一旁。玩累了，坐在草地上寫詩，孩子們用筆撥弄蟲子，草含在嘴里，花瓣灑滿本子。

很多詩都寫于自然中。一位女生說，她坐在山頂，聽到鳥在叫，貓在跑，自己的本子差點被風吹掉，“隨手一寫，哦嚯，就入選了。”

她寫，“小鳥去捉風不想讓風走/可風太大了/風卻把小鳥捉著了。”

“詩意是敘述文字之外的真相”，詩人朵漁是“是光”的課程顧問，也曾給鄉村的老師和孩子們上過課。他發現孩子們很擅長捕捉詩意，雖然寫出的文字并不完全是詩歌，但里面有詩最核心的東西。

“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感受是初次的，他在感受和命名這個世界，這就是詩人干的事情。等他長大了，他的這個能力會消失。”朵漁說。

龍正富希望能通過閱讀和郊游，喚醒孩子對生活的感知力，“回到生活中”。他發現很多孩子的生活是貧乏的，家長的情感缺位和對成績的焦慮，讓他們丟失了看見周圍的能力。

他覺得小學階段是孩子最依戀大人的時期，“如果這時候接觸太多權威、固化的東西，就會失去個性，想象力被磨掉。”

漸漸地，孩子們的表達也發生了變化，“在慢慢接近他們所看到、真實的東西。”

班上有位“問題”女生，原來總喜歡惡狠狠地瞪人，和母親吵架、離家出走，在草堆里過夜。但開始寫詩后，有次她和母親去種苞谷，看到母親忙碌的手，有密密麻麻的褶皺，指甲剪得很短。于是她寫，“我跟媽媽去玉米地了/我什么也沒看見/只看見媽媽的那雙手。”

一位女生在作文里寫爺爺和爸爸的離世。“有一天，爺爺說，‘寶貝，爺爺要去給你摘星星了，乖乖，我會送到你的夢里。’我知道，爺爺走了，這是善意的謊言。

晚上，咚咚咚，有人在敲窗子。我睜開眼，啊，‘爺爺怎么在窗子邊’，我連忙把窗子打開，爺爺手上有星星的殘渣。我擦了擦眼淚說，‘我不介意的’。

我以為這已經是很難過的事情了。直到爸爸也走了，他和我說的最后一句話是，‘寶貝，爺爺太孤單了，我去陪他，別哭，別鬧，靜靜地等待夜晚我的到來。’”

這是她第一次在作文中寫爺爺和父親，“你從她的文字能感覺，她很沉痛，但這種分別呈現得很自然，她的情感很克制，也很有力量。爺爺和爸爸的離開一直守護著她。”龍正富說。

“成長就是放棄想象的過程”，朵漁讀孩子們的詩，發現他們留存著大人失去的勇氣，“大人被現實一錘、一錘砸回來了。但孩子們沒有。對生死，對宇宙，我們想不通就不想了，但孩子會追問。”

龍正富受孩子們的影響，也開始讀詩、寫詩。過去他總覺得自己“太感性”“愛哭鬧”，聊天到激動時總會紅了眼眶。中學時，他讀《我與地壇》《平凡的世界》，想要成為史鐵生、孫少平那樣堅毅的人，“但一直很遙遠，我不知道路怎么走”。

“詩是寧靜中回憶起的情感”，從詩中他學到了克制和調整。他喜歡讀汪國真的詩，“他激動、澎湃的情感，是用詩的語言壓著的。這是一種克制的力量。”

他讓學生摘抄過汪國真的《山高路遠》，“呼喊是爆發的沉默/沉默是無聲的召喚/不論激越/還是寧靜/我祈求/只要不是平淡/如果遠方呼喚我/我就走向遠方/如果大山召喚我/我就走向大山/雙腳磨破/干脆再讓夕陽涂抹小路/雙手劃爛/索性就讓荊棘變成杜鵑/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

因此看到班上學生萌生對異性的喜歡，他并不會指責，“有時候他不是感受到了愛，而是缺少愛，感到空虛，想尋找寄托，想尋找懂他的人。大人都會有這種沖動，更別說孩子。”他會講關于愛情的詩，講馬克思和他的夫人，講真正的愛是“志同道合”。

“順著石頭縫隙流淌”

有人問朵漁，學會寫詩后，就算孩子們未來留在山里成為農民，會不會也是快樂的農民？

他笑著打破了這種幻想，“可能會成為一個痛苦的農民。他會對美有更高的要求，情感會更豐富，也可能更敏感、更脆弱。可以逃避到詩里，但撞到現實會更痛。”

不過他又說，“詩歌就是在痛苦中尋找快樂。痛苦更深，快樂也更大。”

“寫詩會讓一個人即便在人群中，也像是獨自一個人。它會讓人更容易從現實中抽離出來，將周圍的世界作為一個可觀察的客體。”

這是詩歌獨有的力量。林怡看到家門口落在地上的葡萄，她會想，那代表著葡萄藤無法承受的重量。“但葡萄藤并沒有把葡萄全丟下，那么我遇到挫折了，我也不想把它丟下。”

李杰的詩只有那首《花》得了獎，在那之后他又寫了8首詩，都沒有得獎。他總是想到同學嘲笑他的樣子。但他還總是手癢癢，想寫，寫完念給爺爺聽。

他的父母很早就離婚了，家里只有爺爺。他打算上完初中，就出去打工，或者回家幫爺爺種地。他說以后想當一個“溫柔的叔叔”，“不能打小孩的臉和屁股，會傷小孩的心”。

另一位早熟的女生、班長顧敏常被班上的男生說“剽悍”，但她有一個粉色的硬殼本子，寫滿了詩，比如這首《給全世界的信》。

“小樹姐姐給全世界/寫了信/小河、大海/也收到了/只留下光禿禿的自己。”

父母離婚后，顧敏一直跟著母親生活。母親和繼父剛因家暴離婚。“他身上穿的是我媽媽用一滴一滴汗給他的名牌衣服，腳上穿的是我媽媽給他買的運動鞋，還一腳一腳用力踹我媽媽。”顧敏面無表情地說。

怕警察來得晚，她打電話給鄰居，然后邊報警邊沖到母親身前。“當時我做這些事，一滴眼淚都沒掉。”

詩歌里存放著顧敏的勇氣，她會寫，自己的理想是“成為經濟獨立的人”。她還會寫保護媽媽的決心，“媽媽就像我的太陽月亮/白天夜晚都在保護我/傾覆著我的全世界。”

她總想起她的大姨，離婚后重新上學、學手藝賺錢，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她決定不要過早結婚，“自己為自己活起來，比結婚精彩100倍。”

“詩可以幫助他們建立一個價值體系。也許有人說，你寫詩又考不上好學校，有什么用？但如果他從寫詩里得到的成就感和快樂足夠大，他就不會受到外界的傷害。”詩人朵漁說。

“我們教孩子寫詩是為了培養心靈，不是為了培養詩人。”朵漁回憶，20世紀八九十年代，寫詩在校園里是種風潮，但詩社同學中，現在還堅持寫詩的只有他一個。

“堅持下來的概率是極低的，也沒必要堅持。詩歌是探索人類生存的邊界。”

7年前，“是光”的創始人康瑜在云南的一所鄉村小學里支教。除了寫詩外，她還帶著孩子們唱歌、跳舞，她離開后，只有詩歌留了下來，“即使沒有老師，他們仍然每天在寫詩。”

“像種子一樣溫和地落在地上”，康瑜形容詩歌在應試教育中的存在，“就像小溪流過，不是推開石頭，而是順著石頭縫隙流淌。”

龍正富帶過很多次六年級，但第一次認真設想他們畢業后的未來，“他們會遇到怎樣的人？又會怎樣努力生長？”他打算把班里孩子們的詩做成詩集，在畢業晚會那天發給每一個人。

總有學生送來折的星星，寫的紙條，橡皮捏的蘋果。他們問龍正富，“如果我以后還寫詩，能發給你看嗎？”龍正富從不擔心，孩子們會不會繼續寫詩。

班上最“高產”的“小詩人”袁方順說，成為初中生后，他不想寫以前的詩，“要寫快樂的詩”。即使現在他包里裝著10多分的英語卷子，即使那些崎嶇的山路，還將會是他一個人走。

他在《我》這首詩里寫：“我也許是一個小小的/童話/在這里永遠的歌/永久的夢/都在我這個小小的/詩里/我想穿過一叢灌木叢/在里面/流星永遠不發光/白天永遠不昏暗/水坑永遠是小句號/這篇童話永遠長不大。”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焦晶嫻文并攝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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