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史探討：在共和國后期為何“面包與馬戲”現象得到了充分發展？_300:pid幣賣300萬

引言

羅馬共和國后期，由于制度與環境的變遷，“面包與馬戲”現象取得了充分的發展。一是因為制度的變更導致民主因素增強，主要是百人團大會的民主化傾向與秘密投票制度的實施；二是環境的變化造成競爭的激烈化，主要是公職結構和公民權數量的變化。

方面：制度與環境的變化

隨著羅馬國家內部競爭愈發激烈，候選人競爭對手增多，競選成功的幾率下降，因此，選民手中的選票變得愈發珍貴。為成功當選，“面包與馬戲”成為必要競選策略之一。

一方面，制度變更導致民主因素提升。主要是百人團大會與秘密投票制度的實施，致使“面包與馬戲”成為有效的競選策略。公元前3世紀中后期以來，百人團大會的構成、組織方式以及投票制度發生了一系列變革，“共和國中后期，低等級的選票權在這次改革后，開始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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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秘密投票制度和更窄的“橋”的設立，進一步深化了百人團大會的民主化程度。由此得知，秘密投票制和“橋”的確立能夠有效確保選民投票的私密性，選民可以在沒有外界約束和干涉的情況下投票，由此削弱了顯貴階層想要通過庇護關系控制選民的能力。

在此情況下，候選人無法憑借施壓和脅迫的方式，只能通過說服和賄賂等非強制性的方式來獲得選票，使得選票結果體現的不再是上層階級的意志，而是選民自身的喜好。因此，“面包與馬戲”作為競選策略之一，理所當然成為了籠絡選民的有效手段，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換言之，百人團大會民主因素上升，選民不再完全受到統治階級的控制，成為他們的投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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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公元前2世紀中期波利比烏斯所察覺的，羅馬政體有著從貴族政體滑向民主政體的趨勢。另一方面，環境變化造成競爭激烈化。首先，公職數量和結構的變化促使競爭更為激烈，推動著“面包與馬戲”的進一步發展。隨著不斷成功地對外擴張，國家內外事務日益繁多，早期設置的數量有限的官職已經不能滿足國家管理之需。為了使國家機器有效運轉，自共和國中期開始，官職數量及結構逐漸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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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官最初只有2個，公元前267年增至6個，至蘇拉時期則增加到20個；副執政的數量從公元前367年的1個增至前242年的2個，前197年增至6個，蘇拉時期則多達8個；但最高職位，即執政官和檢察官，卻一直只有兩個席位。據公元前181年頒布的《任職年限法》，競選副執政的候選人必須擔任過低級官職，競選執政官的候選人必須要具備副執政的履歷，由此形成了上窄下寬的官職結構。

由此可知，當競選官職的候選人越來越多，但相應的席位卻沒有變化時，競爭便會變得越發激烈。為了在激烈的公職競爭中勝出，官員與貴族只能竭盡所能地籠絡與取悅選民，最好的辦法便是投其所好，因此，積極舉辦“面包與馬戲”成為了羅馬官員生涯中最為重要和緊急的大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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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民人口的大規模增加迫使競爭候選人不得不注重競選策略，“面包與馬戲”成為了重要的拉票手段之一。在羅馬共和國歷史上，隨著對外征服的不斷勝利，公民權也不斷向外擴散，但是其公民數量的增長一直緩慢而有限。從公元前4世紀早期一直到前2世紀晚期，歷經近300年的時間，公民的數量才從十幾萬增至三十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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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元前1世紀早期的同盟戰爭使公民人口狀況驟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戰后，獲得公民權的人數激增，登記在冊以及尚未登記的公民總數突破了百萬大關。意大利人廣泛獲得公民權，其精英階層由此得以進入羅馬政壇。西塞羅曾說過“選舉是數量和人數的問題”。

出生在阿爾皮努姆的馬略和西塞羅、來自翁布里亞的穆列那是他們中的佼佼者。西塞羅下述言論可能并非危言聳聽，“不要小看你的對手，他們是整個意大利的精英，和你一起競爭職位與榮譽，他們的能力不容小覷，你很難在競選中擊敗他們，除非你的能力更勝一籌。”于是，意大利出生的元老的數量開始增多，精英階層迅速融入元老院。

于是，為了競選官職成功，在羅馬獲得更高的職位和擁有更大的權力，意大利各地區的上層貴族只能入鄉隨俗，開始積極舉辦“面包與馬戲”。而公民權的擴散，也使得顯貴原先通過依靠傳統的庇護關系獲取選票的方式難以有效施行，因而不得不依靠競選策略獲得選票。

因此，“面包與馬戲”現象蔚然成風，選民也因此更為挑剔，更難取悅，于是候選人必須在“面包與馬戲”的規模、內容及形式上比他人更勝一籌，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面包與馬戲”現象在共和后期的發展。概言之，在激烈的競爭的刺激之下，為了不讓競爭對手勝利，羅馬官員們在“面包與馬戲”方面展開了激烈的比較，你方唱罷我登場，活動的規模越來越大，花費的金錢也越來越多，受益的羅馬民眾更是對此喜聞樂見，樂此不疲。

經濟方面：社會財富的兩極分化

到共和國后期，通過對外戰爭的不斷勝利，羅馬崛起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羅馬城不僅成為地中海世界的中心，而且整個地中海世界財富都流向羅馬。毫無疑問，軍事征服所帶來的奴隸、財富等戰利品大部分會流入精英階級的口袋中，從而強化其經濟地位，使得國家與精英具有提高施惠于普通民眾的可能性。

同時，下層人生存條件進一步惡化，主要體現在長期戰爭、土地兼并等原因導致小農破產，迫切需要緩解生存困境。一方面，國家與精英階層的財富大大增加。第一，國庫力量增強，為“面包與馬戲”的實施提供了經濟基礎。例如，兩次布匿戰爭所獲的財富大大充盈了羅馬國庫。羅馬在第一次布匿戰爭中得到了3200銀塔蘭特，第二次布匿戰爭又獲得了10000銀塔蘭特。

公元前201年大敗迦太基后，西庇阿又給國庫帶來了13多萬白銀。公元前2世紀初，僅僅是在西班牙一個地區，便獲得了約20萬羅馬斤的白銀和5千羅馬斤的黃金。在公元前189年馬格尼西亞戰役中，羅馬人收獲了許多金環和22萬個希臘銀幣，14萬馬其頓幣和大量黃金和白銀器具。

凱旋式是展示羅馬戰爭財富的最佳渠道。公元前187年，西庇阿凱旋儀式展示了重112磅的金冠、3000磅白銀、243磅黃金、12322枚菲利普金幣、785個銅像、230個大理石雕像及其大量盔甲、武器等。

公元前104年，馬略的一次凱旋式上展示出了3007磅黃金、5775磅白銀及其價值287000德拉克馬的金銀幣。還有凱撒、鮑魯斯等人的凱旋式，戰利品之多令人瞠目結舌。

結語

公元前46年，凱撒的凱旋儀式又將戰利品的兌換金額提高到6億賽斯退斯左右。如此之多的戰利品，大大增加了羅馬的經濟實力和國家財富，其在國家經濟中所占的比例也很高。國家的富裕程度直接影響著政策的實施效果和規模，所以隨著共和國的財富增多，國家的“面包與馬戲”福利政策也在穩步實施，其規模也隨之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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