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在1990年代（1）票子_:

本文作者布城馬丁，同步首發于天袁地訪微信公眾號。

值此國慶佳節，祝各位讀者節日愉快，身體健康，宏圖大展

我的童年是1990年代。那些年，我們在作文里的梗是，爺爺奶奶的童年是灰色的，爸爸媽媽的童年是紅色，而我們的童年是金色的。現在想來，最美好的童年是現在是童年，而我們這些生于80后，成長于90年代的老兒童，只有回憶了。

上海人說票子，99%就是指鈔票，什么糧票、油票、電影票、杏花樓月餅票；靜安面包房票子，話劇票子，脫口秀票子，萬變不離其宗。

90年代，見證三代人民幣

1991年，筆者入學，恰逢太湖流域洪水捐款，我捏著爸爸媽媽給的錢到學校捐出，好像是五塊？這在當時并不是一筆小錢。讓我印象深刻的是，鈔票上那個戴眼鏡的叔叔。那是第三套人民幣依然流通的日子，人們依然視“大團結”為大錢，反正我是從沒有資格拿大團結的。

但此時，一種新的人民幣已經開始使用了，四個老人頭整齊看向左，這是100塊，對于我這種小朋友根本是無法親近的，我曾經嘗試鈔票的韌度，說實在的，真的不好撕，好在被及時阻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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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點的50塊，戴眼鏡的叔叔身邊多了真的是戴眼鏡的老爺爺和扎頭巾的小姐姐。而到了與大團結同樣面值的藍灰色鈔票，則只剩下老少配的少數民族頭像。當然最常見的還是棕色的五塊和紅色的一塊，兩塊錢的人民幣不知道為啥就是很少用。

也伴隨著這套人民幣，大家對一張分的定義從十塊慢慢上漲到了一百塊。而我，終于在過年的時候，九十年代的中后期，終于可以手握一張四個老人頭。我曾有本標題為“收獲”的小賬本，歪歪扭扭地記著收過的壓歲錢。在90年代中期，我們家的壓歲錢行情還是在五十塊以下，但后來記憶中，家長們就再也“不好意思”探底100元以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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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高中前，我每月的零花錢只有五塊錢，不過也沒處花，所以常常能攢起來。那時候60塊錢就能存了，還有兒童保險，所以我名下也有好幾百大洋，但那時候還不知道有通貨膨脹這回事，但94年之后......多么痛的領悟。中學時代花銷漸漸多起來，沒有了固定的零用錢，父母會時不時接濟，但都會記上賬本，而每年的壓歲錢是一年補倉的唯一好機會，懂的都懂。

1999年，上海人民開始用青皮蛋、黃皮蛋來稱呼鈔票之后，齊刷刷用不同顏色的毛爺爺來當封面的人民幣開始普及開來，短短這十年，我竟然經歷了三套人民幣。不過，最近二十多年，除了100元的防偽升級之外，就沒啥新的人民幣發行了。

90年代最難忘的是五毛硬幣的發行，原先的五毛是紙幣，一毛錢率先改硬幣，然后一塊錢也有了硬幣。那時有個都市傳說1994年的1元硬幣發行量極小，所以價值大大超過面值，后來又說1996年的1元硬幣價值更高。的確，我記得看過的1994年硬幣不超過十枚，96年的更是鳳毛麟角。那時候花出去的1塊錢都要看好年份，給出去一個96年的就好比少了塊肉。但還真沒聽說過誰拿這特殊年份的硬幣發了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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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這五毛硬幣金燦燦的，是所有硬幣里最小的。我當時直呼這是“金幣”，所以我但凡收到五毛硬幣就和特殊年份的1元硬幣一樣是不會拿出來花的。后來爸媽實在看不下去，四舍五入把我的那些硬幣半買半送地贖買走了。那時，我還真的擔心過我囤積的硬幣過多會導致中央銀行出現硬幣供應短缺。每次去超市發現他們找不出零錢，我總覺得是我的過錯......后來我才知道自己想多了。不過，好像后來民間確實有些喪葬習俗里會大量使用五毛硬幣，確實造成了五毛硬幣的供應問題。

押瓶費，計劃經濟的影子

我們的童年里沒有見過糧票，油票之類。這些票證在90年代初都已經幾乎全部廢止了。但我還是去過糧油店，難以忘懷店堂里充斥著富足的氣息，米香、油香、醬油香重疊在一起。零拷的食用油從油膩骯臟的管道吐進瓶子里的畫面常常就像在眼前。

當時雖然沒有票證，但是凡是用玻璃瓶的，無論是啤酒、黃酒還是醬油、汽水都還有押瓶費這回事。90年代初，空汽水瓶竟然可以是親戚之間流動的類似于硬通貨的東西，因為拿空汽水瓶去換就不必付押瓶費了。甚至到90年代末期，去小店幫老爸買瓶燒菜的黃酒還得付押瓶費，用完了可以拿著瓶子和店里發的一塊硬紙板片去退——他們也避免有人把不是這兒買的空瓶退給他們，要是丟了這張硬紙片，這瓶基本就折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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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時，如果要去店里喝一瓶汽水，喝不完是不讓帶走的，必須瓶留人走，實在是太不方便。后來出了塑料瓶裝的各類油、酒、飲料，不知道押瓶費是何時取消的。

不過，在西方國家還是有押瓶費的。比如在德國，塑料瓶汽水會預收瓶子的費用，需要通過正常渠道回收拿回那二三毛，這是為了促進環保。而在美國，有的牛奶公司還在使用傳統的玻璃瓶，每個瓶子預收二刀，到超市可以隨時退瓶。我們家還躺著兩個玻璃瓶，在我眼里它們就是等待兌現的四美元，可能我再攢一個就有動力去把它們兌過去。

從本票到公交卡

90年代，非貨幣的代幣票證最常見的大概是公交本票了。本票據說是本式月票的簡稱。是取代月票的一種公交車票預售制度。不知道這種東西出現的原因，但大體上也是配合公交整體漲價到位，從以角為單位到元，一張本票一塊錢，普通車可以坐一次。如果是空調車，一開始有一塊五，一張本票加一個五毛錢可以搞定，或者兩個人扯三張本票。后來變成兩塊，那就兩張本票一個人。上大學后，已經是2004年左右，本票已經不多見了，不過當時，我是系里面每周送同學去靜安區某個小區志愿教英語的負責人，車資當然是學校出，可每人發兩個鋼镚實在太寒磣，也不便攜帶，畢竟他們是去教書育人的，所以一人兩張本票發給同學倒也不曲于禮，而且本票都有編號，出入一目了然，根本不怕有人肥私。不知道今天還有本票這號玩意兒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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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高端一點的出租車票，筆者也見過，不過這種東西實在不方便操作，應用性也不強，也就很快淘汰掉了。后來又出現了儲值卡，但也不是每家出租車公司都接受，直到上海公交卡問世。上海公交卡可是一個跨時代的發明。最初的地鐵車票為紙質，進站扯一聯，出站扯一聯，如果扯錯了就麻煩了，還得人工檢票。后來有了塑料的單程票，但買一程坐一程確實挺麻煩的，所以就有了公交儲值卡誕生的必要。

一時間，擁有一張公交卡簡直成了上海人的基礎配置，但時間已經來到90年代末了。“1999年12月27日，上海公交卡首先在地鐵一號線，11條公交線和一個渡口試運營。”記得爸媽帶我拿著公交卡試著進站，跳過長長的買票隊伍，還是非常瀟灑的。

票子印得比面包好

上海的面包房都有一個壞毛病就是喜歡印面包券，無論是比較元老的香特莉、馬可波羅，還是后來把這件事情做到最絕的克里斯汀，還是跟著學壞的紅寶石和靜安面包房，好像各家面包房都意識到票子發得好比面包做得好更重要。面包券好似一種融資手段，以較低價將高面值面包券賣到市場上，而兌現面包券的過程非常漫長，一般來說，對面包房而言是有利的，況且并不是人人愛吃面包，常常有人以更低價賣回面包券，這兜兜轉轉，就花印票子的錢，簡直比做面包還賺錢。

所以啊，但凡面包券發得越多的面包房，這面包是越不值得吃的。前幾月聽聞馬可波羅面包房最后一家店都要關張了，唉，資本游戲玩到最后都是實業吃虧。

另外還有月餅票，這算是跟面包票學壞的，也是肇始于90年代中后期，大行其道于2000年代，然后因為嚴重內卷而嚴重喪失市場好評——世人避月餅票唯恐不及。最近十年的中秋國慶，我都不在國內，也不知道月餅票現在是不是依然還在通行。

我們是第一代彩民

今天還能賣的紙質報紙估計就剩下彩票報紙了。95年勞動節，我們家的信箱第一次有了訂閱的新民晚報。90年代中期的新民晚報還是一張大報，不過中間好多版財經股票是我決計不要看的。不過，當年股市還是特別紅火的，我記得有個親戚，每天晚上財經新聞就要鉆到被子里，然后掏出一個大本把當天的股票價格信息一一抄錄，在這段時間里千萬不能打擾，那幾百只股票的高低價格竟然抄得一絲不茍。

那時候，我也會聽幾耳朵大盤走勢，雖然幾乎聽不懂，但是也知道股票漲跌對于身邊人的影響。股票進入人們的生活是在90年代初，看過電影《股瘋》的人大多都不會覺得里面的情節太過離奇。最近十幾年先后出現的幾次股市小高潮，除了人們瘋狂的數量級更加不可限量之外，其實也沒有太多新東西。不過90年代后半段引入的一個新東西，卻是引起了另一陣瘋潮，福利彩票、

刮刮樂彩票很早就有了，基本有個廟會就會有個攤子，小獎輕松可得，大獎聞所未聞。但福利彩票可不一樣，記得爸媽拿回家一本裝幀精美的上海風光彩票，感覺像個收藏品。那時，電視臺直播搖獎，每家每戶都特別上心，但漸漸發現這玩意兒中獎率實在有限，就不關注了，我很懷疑那厚厚一沓精裝彩票里可能有個把被我們錯過的致富良機。想來，我們也是被手把手教起來的第一代彩民啊。有些人等這一沓彩票開完就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涯，但有些人卻迷上了彩票，親戚里還有這樣的彩民，堅持不懈地做著中獎美夢。不過人無完人，誰沒點嗜好呢？

說到中獎，又想起90年代特別流行的有獎明信片。明信片有個號碼，郵票含在售價中，便宜到可以一沓一沓獲得。這個明信片有個中獎率極高的參與獎，每十張明信片必中的尾號獎。獎品是一只塑料的綠色小郵筒鑰匙環，或者是印著生肖郵票的鑰匙環，這絕對是超前的文創產品，今天絕對能賣個38一個，58一對的，可惜，生得太早了。

有人不喜歡90年代，認為那是個開始講錢的年代，不可否認金錢會腐蝕一些美好東西，但是正因為大家講錢，重視錢，社會的各方面成本卻下降了，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多彩起來，我們的童年才變得有滋有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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