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世界達千年之久，中國為何19世紀被反超？宋江是罪魁禍首？_:

在世界學術界，有一個課題被稱為“李約瑟之謎”：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會在19世紀走向衰敗和落后？長期處于戰亂分裂狀態的歐洲，為什么會在19世紀后超越中國，開始領先世界？

在中國學術界，主要將問題歸結于“現代化論”這一技術性層面，核心的問題就是，中國科技水平和經濟發展為何在歷史上一直遙遙領先，而從19世紀后為何就不再領先了？

以安格斯·麥迪森和伊懋可為代表的國外學者認為，中國經濟在1000年里保持持續增長，并在1820年左右達到世界經濟問題的1/3，依靠的是不斷增加勞動力投入來維持的，而1500年之后，西方經濟的增長則主要是依靠技術、生產方式的創新實現的。這一觀點，將原因歸結為勞動生產率，西方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得財富不斷增加，反觀中國勞動生產率在下降，在19世紀經濟總量超越了中國。

麥迪森和伊懋可的診斷，為破解李約瑟之謎提供了一個典范性的解釋模式。但這一解釋也遇到了兩方面的挑戰與質疑。

美媒：佐治亞州“翻藍” 拜登領先917票:據美媒，截至北京時間6日17時20分左右，拜登在佐治亞州反超特朗普，目前領先特朗普917票。[2020/11/6 11:51:21]

第一個挑戰來自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認為，西方經濟的增長方式受資本積累這個基本目標制約，1500年以來的飛躍增長不僅是勞動生產率提高的結果，而且是近乎無償地占有廉價世界資源的結果，包括無償占有美洲、印度的農產品，以及世界絕大部分的礦產品。

西方經濟的增長帶有掠奪自然特性，并與殘暴的殖民主義統治相聯系，一旦資源被掠奪殆盡，或者殖民主義體系瓦解，這種經濟發展就不可持續。

另一個挑戰來自于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的開辟，特別是70年代以來東亞經濟持續起飛。

這一學派認為，新中國的發展，70年代以來的經濟奇跡，歸因于東亞擁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與西方單一競爭性模式不同，通過建立合作型社會，開辟了以農業為基礎，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道路。

研究分析：比特幣價格是地緣風險的領先指標:根據一篇新研究論文，比特幣不僅是對地緣風險（GPR）的避險工具，而且比特幣的價格（BCP）也可以對其進行預測。研究顯示，GPR可以受到比特幣價格的積極影響，這表明，在反映和提供與全球地緣事件相關的金融風險應變方面，比特幣市場是一個領先指標。通過分析GPR和比特幣價格之間的時變相互關系，可以得出結論，在多個時間段內，可以將比特幣視為避免GPR的資產。GPR可能會在某些時間段內影響比特幣價格。因此，投資者可以根據GPR更準確地預測幣價，還可以確定在比特幣市場進行的投資水平。同時，潛在投資者可以將比特幣作為投資組合中的一種資產，以分散風險，減少損失，保持收益。（Trust Nodes）[2020/7/11]

相較于排斥勞動和就業、依靠自然資源和殖民地掠奪謀增長的“工業革命”，這一模式被稱為“勤勞革命”。

這部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勞動力優勢在于“質”而不在于“量”，與普遍的看法相反，他們認為中國吸引外資的不是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而是這些勞動力勤勞、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的高素質。而這種優勢，與中國長期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分不開的。

動態 | 在線賭場FortuneJack投票添加加密貨幣 TRX暫時領先:據cryptocoinspy消息，為了促進加密貨幣的采用，流行的在線賭場FortuneJack推出了一項名為Coin Primaries的新活動，已經添加了Tron（TRX）、Verge（XVG）、ETC和EOS四個代幣進行投票，獲得最高票數的代幣將可在平臺上使用，目前Tron（TRX）處在領先地位。[2019/1/25]

故，19世紀開始，處于世界長期領先的中國，被西方超越，并不簡單是科技的落后，與勞動生產率的低下造成的，或者說這只是表象，我們需要從更深層次來探究一下。

第一，地緣方面。

自10世紀以來，在中國的主導下，逐步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聯系東洋、西洋和南洋的貿易與金融流動體系。

其中，以恰克圖為核心，貫通“內陸歐亞”的北方貿易體系和以琉球為核心，聯系東洋、西洋和南洋的海洋貿易體系，乃是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體系的兩個重要樞紐。

而在16世紀中后期開始，隨著美洲白銀的輸入和帝國主義軍事擴張的加劇，世界地緣態勢發生大變動，以中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和貨幣體系最終于19世紀走向瓦解。因此，中國那時的衰敗，首先是帝國主義擴張對地緣態勢引發變動的結果。

動態 | 北京在區塊鏈等金融科技方面擁有領先優勢:12月20日，北京商報刊文《解構北京金融科技藍圖》，文中指出，分布式技術（云計算、區塊鏈）作為金融科技功能應用的底層技術，北京在教育、科研等方面擁有國內領先的優勢地位與資源儲備，比如北京大學發起設立的區塊鏈研究中心，清華大學組建的區塊鏈技術聯合研究中心；在應用場景方面，北京探索應用大數據、區塊鏈等新技術，建立具有首都特色的大數據信息共享與信用評價系統，開發滿足企業的融資產品與服務。[2018/12/20]

第二，金融財政方面。

自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由于長期實行經濟、社會的放任主義，中國都沒有自己的自主貨幣。

宋代經濟已經依賴南洋、西洋舶來的白銀，明朝隆慶元年起，主要靠進口美洲白銀和銀元，來解決貨幣短缺矛盾。

魏源很早就深刻指出：中國欲求富強，必先從國家自鑄貨幣，驅逐西方銀元始。

康有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也是《錢幣疏》，文中提到中國400年沒有國家主權貨幣，首倡“廢兩改元”，廢除銀兩，國家鑄造發行銀元為主權貨幣。

“央行系”2017年區塊鏈企業專利數量居于世界領先地位:在今年2月IPRdaily中文網與incoPat創新指數研究中心聯合發布的2017全球區塊鏈企業專利排行榜中，中國央行數字貨幣研究所申請的區塊鏈專利數量排名第三；在榜單前十名中，央行旗下研究所占據兩席。此外，央行下屬企業中鈔信用卡產業發展有限公司位列18名。三家“央行系”機構的2017年全球專利總數達68件，遠超阿里集團的43件。[2018/3/10]

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也將“貨幣革命”作為革命任務的一部分。

而直到1935年，中華民國才力圖廢除白銀和銀元，改而發行“法幣”。幣制設計上與英鎊匯率掛鉤，又以美國“銀本位制”為基礎，這種將日本排除在外的幣制設計，竟成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重要借口。

20世紀40年代，由于法幣嚴重的通貨膨脹而陷入崩潰。

國家財政組織、金融戰略缺乏有力支撐，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

第三，治理能力方面。

一個國家的領導組織能力，是經濟發展乃至全社會全面進步的核心。這次應對全球疫情的事實，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宋朝以來，士大夫階級已經不能再擔負起近代化國家的治理職能，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階級，甚至成為了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阻礙力量。管理者無能，基層治理權落在了橫征暴斂的胥吏手中，從面造成了管理“缺位”。

王安石被列寧稱為“11世紀偉大的改革家”，他清醒地看到了中國面臨的危機，一針見血地指出，宋朝沒有，即沒有真正的治理者。

王安石痛批中國“沒有人才”，儒家文化的目標是培養“圣賢”和文人，而非治理日益近代化的國家。儒學培養出來的只能是口吐蓮花的文人和獨善其身的“賢達”，從治理角度講一塌糊涂。

王安石希望把“文人”和“圣賢”從治理者中剝離出來，形成一支職業化的治理者隊伍，可稱得上“中國改革的第一人”。

但王安石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上得罪了士大夫階級，下無法觸及基層的胥吏階級，難逃失敗的命運。

“胥吏”是從唐代的“役法”中演變來的，基層事務由人民輪流擔職處理，國家不發工資，是沒有公務員編制的，這些基層的事務員，主要靠辦事獲取的“好處費”。

這樣就導致了，上層士大夫的無能和無為，基層管理者胡作為，前者每日做學問，賦歌吟詩，后者當起了江湖老大式干部。

胥吏的典型代表就是《水滸傳》中的宋江。宋江是縣政府里負責起草和管理案卷的辦事員，國家不發工資，他廣結江湖人士，還經常出手大方的接濟哥們，被稱作“及時雨”，錢就好像是大風刮來的，還包二奶，養小三，這就是典型的“最驕橫者”胥吏階級形象。

胥吏根本不需要索賄就能來錢，比如，宋江給晁蓋通風報信讓他逃跑，晁蓋馬上派劉唐拿100兩黃金酬謝宋江，還對他感激涕零。如果說宋江勾結的不是謀反的反賊，那他這些貪污受賄都是默許的，因為國家財政不承擔他們的工資。

這種治理模式上下脫節，基層治理交給胥吏打理，上邊的要求和下邊的落實就成了兩張皮，導致只能以文件落實文件，以會議落實會議，一切成了表面文章，而胥吏操持的地方政權和黑社會性質沒有區別。

王安石變法只是旨在解決治理上的“專家型人才”，只變“官”而不變“吏”，可以“強國”卻不能“安民”。

從三皇五帝到國民黨，中國最大的弊端，就是中央與基層民眾脫節，基層放手讓土豪劣紳、黑社會性質的組織來治理。而蔣介石則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認為這是中國最好的傳統。只是到了后期，國民黨的士大夫階級也被通貨膨脹搞得一貧如洗，只能吃美國的“救濟糧”，方才第一次同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盡管走了些彎路，但這都是探索應付出的代價，我們之所以在短短幾十年，就在追趕世界的進程中取得如此輝煌成就，就是解決了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弊病，只有中國共產黨代表了基層人民的利益，讓人民當家作主，只有這條道路才能拯救中國。

當下，中國道路、中國模式所表現出的國家組織和治理能力，遙遙領先于世界各國，特別是這次全球抗擊疫情，有比較才更有說服力。

當然，任何制度都是要靠人去執行的，任何個體都有可能被腐化，所以我們加大了反腐和掃黑力度，將那些“官”“吏”瘤徹底拔除，中華民族重返世界之巔，已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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