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家｜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實業家們_GDP:GDPGDP幣

經濟觀察報資中筠/文

中國在超過一個半世紀艱苦探索的現代化道路上，曾經出現過一大批實業家，對民族振興、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功不可沒，卻不大進入當代人的視野。

中國人是以善于經商著稱的，自古以來不乏出色的名商巨賈，先秦時期就有子貢、范蠡、呂不韋……我少年時曾經過一家老式店鋪，門口有一副對聯，因為感到有趣，居然過目不忘，至今記得：

越國大夫曾貨殖，孔門弟子亦生涯。

上聯指范蠡，下聯就是子貢了。看來那商家還是懾于重士輕商的風氣，所以要拉兩位古人來撐腰。

司馬遷著《史記》就專辟有《貨殖列傳》，這當然是太史公眼光獨到之處，同時也說明，漢武帝時商業已經相當發達，而輕商尚未成風。后來又有徽商、浙商、晉商等等。有人說中國人與猶太人有相似之處，聰明勤奮，能在逆境中翻身，有一點機會就能發家。歷史著作經常提到宋、明時代的市井繁榮盛況。那么為什么直到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敲開或轟開中國大門之前，中國沒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呢？

是什么壓抑了市場？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看是什么壓抑了市場的發展？

第一是官府。歷來商家受官府的壓制，兩千年不變。這是制度層面。過去總說中國主要矛盾是農民和地主的矛盾，實際上在皇朝時代，社會最主要矛盾是官與民的矛盾，所以有“官逼民反”之說。此說不是我最先提出，但我頗為認同。這“民”，就包括商。凡是發達到一定程度的商家，免不了成為官家勒索的“肥肉”，于是就設法依附或勾結官府，以取得庇護或特權，或亦官亦商，成為“紅頂商人”。如果發展到“富可敵國”，必定遭忌，無論何者，最后下場都不妙，如沈萬三、胡雪巖，等等。

第二、科舉入仕。既是制度，又是文化層面。科舉制度把精英都收入仕途，從而形成一種文化觀念，即便富甲一方，仍然社會地位不高，缺一個“功名”。所以富商家族一定至少讓一個子弟考科舉、博功名，才能改換門庭，光宗耀祖。

第三、消費市場有限。高消費人群主要在宮廷和少數貴族之家。所以能工巧匠集中于手工業，精益求精，達到世界頂峰，但是沒有龐大的中產階層，大眾購買力不高，缺少提高效率大規模生產的動力，因而也難有激發出工業革命的創新機制。

在這種情況下，自難發展出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不變的情況下，沒有外來強有力的沖擊的確很難走出這一怪圈。外來沖擊的作用姑且從鴉片戰爭算起。其最大的作用是削弱官府，直到清皇朝崩潰。客觀上減輕了對民間工商業的壓制，民族資本在夾縫中開始壯大；文化上西學東漸，逐步改變觀念。工商業有了社會地位；被迫開放以后，必須做生意，于是有了競爭。當時中國面對的是19世紀工業革命以后的西方，所以引進的是現代科技和先進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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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真正走出中世紀，開始走向全面現代化是在20世紀上半葉，從晚清到民國這一時期。教育、實業、新聞、出版、文化、社會風氣，乃至對外部世界的認知，是全面現代化。所謂的“黃金十年”之說并不確切，這個過程遠不是從1927年開始，而是更早，至少從清末已經開始，第一次歐戰發生之后，列強暫時顧不上東方，也給了中國發展的空隙。

別的方面姑且不論，但就經濟方面而言，二三十年中涌現出一大批實業家，成就了20世紀上半葉的現代中國。以下略舉一些代表人物和產業，以見一斑，本文不能詳述，難免掛一漏萬，只是提供一個概念。

去掉“洋”字，功不可沒

1927年以前的代表人物是張謇，他剛好是在1926年去世的。這是一位近代史上值得大書而特書的人物，是從廢科舉前的狀元，到現代實業家，從傳統士大夫轉變為新型知識分子的重要典型，起了繼往開來的作用。他立志于改良社會、振興中華，關注面和事業極為廣泛。其初衷是要辦教育，為教育需要資金，才開始致力于實業，也就是從教育救國而實業救國，以其胸懷、魄力和才能，事業越辦越大。最獨特之處是企業辦社會，一手建成了繁榮發達的南通市。在他以后還有一個企業建設社會同樣的事例，就是盧作孚之于四川北碚。

張謇之后有：工業：榮德生及榮氏家族，穆藕初，聶云臺范旭東，劉鴻生，吳蘊初，宋棐卿。陳一甫、陳范有父子；銀行：張公權、陳光甫、李馥蓀、錢新之；文化出版：夏瑞芳、張元濟。史量才，鄧季惺；商業：郭氏兄弟；交通：盧作孚；另外還有被殺害的烈士：項松茂；杜重遠。

這一批實業家最大的貢獻是工業國產化。當時多少日用品的名稱都冠以“洋”字：“洋布”、“洋面”、“洋火”、“洋蠟”、“洋灰”，連肥皂也稱“洋皂”。名稱沒有“洋”字而主要靠進口的有“味之素”、毛線和毛紡織品、精鹽，等等，更不用說西藥了。而在短短十幾、二十年中，這些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日用品基本上實現國產化，去掉“洋”字，這是多大的功業！以榮氏為例，把民生最重要的衣和食都覆蓋了，而且1915年首次實現了面粉出口。

以毛線為例，根據本人的記憶，我上小學時母親織毛衣用的是充斥市場的英國蜜蜂牌毛線，而到中學時已經用東亞毛紡廠出產的“抵羊牌”毛線了，而且質量并不亞于進口毛線。說明它已經得起與洋貨競爭，占領一部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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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中產階層的出現及其作為

中產階層不僅是在經濟實力上，更重要是文化意義上，主要由實業家和知識精英組成。他們承載了中西交匯的文化，大多數既繼承了傳統“士”的特點，又是“海歸”，一起撐起了當時代表現代化的社會價值觀。以這批企業家而言，除了為實業國產化做出貢獻外，有幾個特點：

第一是獨立于官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間工商業在地位上、意識上獨立于官府。在軍閥混戰中，他們不依附某一軍閥。他們共同的訴求是發展、和平、推動社會前進，終極目標都是為了救國。救國是自救，過去都是政府以國家的名義提出要求，現在是自己確定什么是國家利益，要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從這里出發，在時局動蕩中有合乎邏輯的、大體一致的表現：

例如，1913年宋教仁案引起“二次革命”時，工商界多數反對武力解決，實際上站在了袁世凱一邊；而對袁稱帝、張勛復辟，他們持鮮明的反對態度；1926年北伐時，他們又支持北伐，以財力支持北伐成功的國民政府。這都是基于要求和平統一的一貫目標。

其次是石破天驚的銀行集體抗命。1916年，段祺瑞任國務總理。當時國庫空虛，他以國務院名義電令中國、交通兩大銀行停止兌現，并要求各地官府派出軍警監督執行。時任中國銀行副總裁的張公權認為如執行這一命令，將使銀行信譽盡失，后果嚴重，難以恢復。于是與其他銀行界同仁商議，決定抗命不從。參加者有：張公權、宋漢章、葉揆初、蔣抑卮、陳光甫、李馥蓀等，他們采取適當步驟，發布公告，繼續照常兌現。由于各銀行的聯合一致，相互支持，渡過了因民眾聽到風聲而發生擠兌的最初的險關，最后成功保住了銀行的信譽，同時也保護了客戶的利益。這一不尋常的舉動堅守了現代銀行信譽至上的原則，也表現出獨立于政府強權的骨氣和勇氣。后來，1927年陳光甫在武漢還有一次抗拒武漢政府停兌令，堅持照常兌現，那一次上海銀行損失不小，但是維護了信譽。

第三是聯合維權的覺悟和行動。從以上聯合抗命的舉動來看，工商界已經有了聯合維權的覺悟。1912年第一次全國工商盛會，由上海總商會發起，各地商會、華僑商會代表濟濟一堂。張謇、聶云臺等以特邀代表身份參加。榮德生提出三個提案：振興紡織業、派海外實習生、制造機器母廠，都獲通過。最后一點“制造機器母廠”是極具遠見的，因為當時雖然最終產品實現國產，而機器還得進口。不過這一提議要很久以后才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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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北洋政府出臺“產銷并征”的稅收政策，遭到工商聯的集體抗議，并得《申報》等媒體支持。這也是聯合維權的一次重大成果。

當時的銀行家對于銀行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實業，都有清晰的認識，所以銀行家與實業家關系比較密切，有同舟共濟的觀念。

第四是公益慈善事業的倡導者和骨干力量。上述大部分企業家都熱心公益，除了積極扶貧濟困外，已經有“授人以漁”的現代公益思想。他們最熱心的是教育事業，并有明確的通過教育改良社會的目標。例如張謇創辦的盲啞學校，明確說明不是為了憐憫，而是為培養能自食其力的個人，成為有益于社會的公民。黃炎培、史良才等人都是熱心教育，而且根據國情需要辦各種職業學校，既為社會培養急需的人才，又為貧寒子弟謀求出路。現代的企業文化也開始引進。例如東亞毛紡廠的職工福利十分優厚，還自辦“東亞小學”，不但職工子弟可以免費入學，還面向社會，由于其師資優越，成為當時許多家長的首選之一。另外，穆藕初、吳蘊初都是裸捐。以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和這批企業家并不雄厚的實力，比之差不多同時代正在興起的美國慈善家，相對說來差距并不那么大。

第五不以財富論英雄。辦企業當然必須盈利，這是毋庸置疑的。不過逐利不是終極目標，振興實業，從而“救國”，才是終極目標。這批實業家個人的人品可能參差不齊，但就總體而言，大體有一個原則和底線，在“義”、“利”之間知所取舍。他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知名度，但是與當下不同的是，人們津津樂道的是他們的產品，例如：“火柴大王”、“味精大王”，而不是他們的財富。有時企業和產品比本人名氣大得多，例如“啟新洋灰”在天津十分有名，但是陳氏父子的名字鮮為人知。事實上，就個人財富而言，實業家中稱得上“巨富”的很少。一個例子足以說明：我所知道的當時天津稱得上“大老板”的人家，都沒有自己的房產，而是租房而住的。由于那個時代家庭人口比較多，住得并不寬敞。天津有不少著名的“X家大院”的豪宅，大多屬于下野政客，或過去的祖傳。那時尚無“按揭”的做法，買房必須全款，而這批新型企業家大約在十幾年中尚未有足夠的積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時局不穩，對置產持慎重態度。總之，說明他們大多屬于典型的中產，而不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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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中產階層也撐起社會價值觀。首先是愛國，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有毀家紓難的，而極少附逆的。另外，他們的創業是靠知識、才能，經歷了艱苦奮斗，因而比較重視子女教育，紈绔子弟較少。而在燈紅酒綠的娛樂場所一擲千金的大多是所謂的“暴發戶”或官宦人家的子弟，為他們所不齒。這也造就了當時的社會風氣，

在博弈中求生存

中產階層在有了經濟實力之后，自然有影響的需要和愿望，以實現他們理想的社會。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中產階層雖然在某個歷史空隙中發展壯大，有了一定的獨立地位，但是在政權面前始終處于軟勢，在影響方面有少數成功的例子，而總的說來，不但不能影響大局，還是免不了受制于官府，在艱苦博弈中求生存。這是中國國情決定的。

其一，有限的積極影響。最早，1900年庚子之亂，慈禧向十一國宣戰時，以李鴻章為首的幾位封疆大吏有“亂命不從”，聯合起來實行“東南互保”之舉，保全了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大片國土免遭蹂躪。這一事實筆者已經在《袁昶烈士》一文中有敘述。不過該文沒有提到，實際上這一舉動出謀劃策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張謇。而且他以其獨立的身份和威望奔走于各有關總督和大臣之間，進行說服，起了重要作用。這一舉動既是救急，免遭生靈涂炭，也符合新起的實業界和平發展的訴求。

五四運動除了學生之外，企業界也曾積極參與，反對二十一條，聯名上書要求不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為此，工商界曾募集“救國儲金”，后袁世凱想插手這一筆資金，被堅決拒絕。

北伐戰爭統一中國，以及其后建立的國民政府都得到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資助。蔣政府初期對他們比較倚仗和尊重。但是好景不長，以后就發生矛盾，下面將要談到。

陳光甫以本人的國際威望，國民政府不得不予以倚重。抗日戰爭中，美國對支持中國抗戰開始是比較猶豫的，而且對蔣政府缺乏信任，最早爭取美國貸款的談判，在陳光甫參與下，取得美國信任，談成了第一筆“棉麥貸款”。

其二，始終在與官府的博弈中求生存。由于中國始終沒有一個健康的法治環境，民營工商業的獨立性只能是相對的。不可能完全擺脫當政者的“恩”與“威”。早期的張謇本人是做過官的，還曾被冊封三品。他最先辦工業是奉張之洞之名，但由于政府實在沒有資金，只能向民間集資，而那時的商人已經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識，不接受“官督民辦”，才成為“官商合資”。再后來逐步成為以民辦為主，不過早期發跡時也曾依靠官府取得壟斷地位；作為交換，被迫每年要交巨額的“官息”。最后張謇的企業破產固然有多種主客觀因素，而這一硬性的高額官息也是壓斷資金鏈的重負之一。這是他作為過渡性人物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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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旭東不同于張謇，是新一代的典型，他本人的理念和作為也屬于新一代。但是他的創業仍在官府壓迫下備嘗艱辛，最后可以說是被氣死的。范是日本京都大學應用化學系畢業，本已留校當助教。辛亥革命后抱著“科學救國”、“工業救國”之志回國。他利用天津塘沽沿海的優勢，在那里置地開辦久大精鹽公司，使中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精鹽。此事不再贅述。這里主要講他在軍閥混戰中的遭遇。他制精鹽首先觸犯了舊鹽商的利益，遭到這方面傳統勢力的圍攻。幸好當時有一部分也可稱權貴的人物支持他，最初入股的有梁啟超、蔡鍔、楊度、劉奎一、范源濂等人。梁先后任司法總長、財政總長，還兼任過鹽務署督辦，范源濂是教育總長。后來黎元洪、曹錕也入股。又由于有人給袁世凱送去兩瓶精鹽，袁嚐后喜歡，下令給了久大五口安經銷權，這對久大精鹽初創打開局面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所以還是靠“朝中有人”。但是，好景不長，“城頭變幻大王旗”，各路占領天津的軍閥或其手下都要來“借款”，敲詐勒索，不堪其擾。最嚴重的一次是奉系軍閥駐扎天津，此時曹錕已下臺，他們以久大公司有曹錕等的股份為名，要“清理”、沒收。甚至明目張膽綁架范旭東，最后以各種名義勒索一大筆款項了事。這是最突出的一次。由于鹽是要在全國各地銷售的。各地的大小軍閥、地頭蛇，上上下下都要在它身上撈一筆，年年如此。北伐成功之后，依然免不了遭國民政府、地方官僚各種手段的壓榨。

其三，北伐以后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執政之初必須依靠工商界財力的支持。但是民國政府始終未走出“訓政”，實行“憲政”。在沒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在朝者仍未擺脫利用特權與民爭利的痼疾，民營企業仍擺脫不了在與官府的博弈中艱難前行的命運。特別是抗戰勝利之后，百業待興，正是應該大力扶植工商業，恢復和振興經濟之時。當政者卻采取了一系列短視、自私、錯誤的政策，與民爭利，殺雞取卵。原來懷著勝利的喜悅，對重振家業，建設國家充滿希望的工商界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實際上政府是自毀長城，不但失去了經濟基礎，而且完全失去了中產精英階層的人心。現在人們都認為“四大家族”之說不確，因為陳氏兄弟并未發財。但是孔、宋兩家利用特權斂財則是事實。這不在于財富的數量，而是其性質。以受賄為特征的腐敗是中下級官僚的行徑，而他們這種大權在握居高位者，主要還是倚仗特權變相掠奪，和利用內部信息投機謀私利。再以范旭東為例。他在抗戰前已經備嘗官府勒索之苦。勝利之后，他一心想恢復被日寇蹂躪的天津和南京的公司，并已派侯德榜到美國采購化工生產機器，已經一切談妥，只需要中國銀行出一擔保，即可付款成交。此事本來很簡單，只需宋子文的簽字，卻遭到百般推脫，最后得到暗示，只有把公司讓給宋子文主持，他才能簽字，也就是宋要吞并這一產業。范為此心力交瘁，突發心臟病去世了。這是對待抗戰后內遷，需要恢復生業的企業的一例。還有對待淪陷區被日寇強占的民產，“中央政府”接收時，不但不歸還原主，還定為“逆產”，予以剝奪。再加以對淪陷區百姓掠奪性的法幣與偽幣的兌換率，等等。所以對于盼“中央”如大旱之盼云霓的淪陷區人民來說，其失望和幻滅不是一般的。在內戰全面爆發之前，已經失去城市一大部分人心。本文并不是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全部原因，只是就民族工商業這一領域而言。

我的幾點看法

第一，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營企業在內憂外患中有了相當可觀的發展，對中的現代化功不可沒。它最大的意義在于從根本上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這種發展與科技創新不可分，不論是火柴、水泥、還是味精、紡織、羊毛，每一樣產品之改良，達到能與洋貨爭市場的標準，都經過無數科學實驗，更不用說化工產品了。那些創業者本人很多都是專家，例如吳蘊初、范旭東、侯德榜，本人都是在實驗室進進出出的。這才能真正使中國邁入近現代。當時也有一批“暴發戶”，靠“炒地皮”和“買空賣空”，這部分人的確在短期內迅速致富，生活奢華，令人側目，但是社會地位不高，不受尊敬。嚴肅的制造業、與之相輔相成的金融業和商業占主流地位，這才是國家發展的根本。

第二，當時能產生相對獨立的一批實業家，客觀原因是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中國的大門被沖開，從此走向世界，進入一個新時代。所以“開放”才能促“改革”。這是客觀效果，與列強主觀的野心不一定相符。正如古語說“多難興邦”，“難”當然是壞事，造成“興”，還是“衰”，端看自己如何應對。中國幸運的是還有這樣一批既繼承了傳統“士”的精神，又吸收外來先進文化，同時還具備實干才能的一批有志之士，利用“多難”，成就了“興邦”的事業。

第三，在列強中，除了日、俄之外，其他國家對中國主要不是領土要求，而是經濟野心，但是并非一定訴諸武力。所以還有利用和博弈的余地。在這過程中，中國經濟實際上發展起來了，情況已如前述。

特別需要一提的是日本的作用。甲午一戰，中國朝野震動，客觀上起了驚醒這個老大民族的作用。許多發奮圖強、厲行改革之事是在此之后開始的。其中之一，是中國赴日留學生陡增，這種開放的、勇于向對手學習的態度是健康的，代表了民族的朝氣。當然也由于日本是最方便革命者流亡之地。前期，日本對中國起了傳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二傳手作用。當時各種思潮，包括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最早是由日本留學生譯介過來的。

另一方面甲午戰爭助長了日本政界的軍國主義一派的勢力，最后壓倒了政界主張和平的一派，主導了日本國策。這一派覬覦中國地大物博已久，是處心積慮有領土野心的。日俄戰爭之后，占領東北，更加野心膨脹，終于大舉進攻中國，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它造成中國最大的不幸，是切斷了中國現代化道路，使中國再走彎路，歷史改寫，損失不可估量。

第四，前面說外力削弱了中國政府，客觀上有利于民營企業的發展，這是指客觀效果，當然并不是說政府越弱越好。只是專制的、高壓性的、與民爭利、壓制民間活動、破壞市場經濟的力量，弱一點是好事，客觀上為經濟發展留出了空間。從北洋政府到北伐以后的國民黨政府，不論名義上如何稱呼，終究是專制制度，沒有健全的法治。只是不夠強，沒有達到無孔不入的大一統，輿論沒有全部歸順，執政者還有所忌憚。根據張公權的總結，1916年那一次銀行家斗膽抗命之所以能夠成功，其客觀原因是：“尊重私人企業之思想，尚凝結于一般舊式軍閥腦筋之中，不敢肆意擯斥，通商口岸所培養之輿論尚足使軍人政客頻加尊重，不敢蔑視。及國民黨取得政權，自知本身實力尚待養成，不得不利用社會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礎之事業，鞏固其地位。”這是中肯之論。

回顧中華民族百年來踉踉蹌蹌走向現代的道路上，曾有過這樣一段經濟發展的歷史，這樣一批人物。在當時積弱積貧的情況下，他們的成就只是初步的，例如產品可以國產，機器還必須依賴進口。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勢下，當然已今非昔比，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切都自己制造。不過進過多年來GDP飛速增長后，對關鍵產品的自主創新又提上了日程。什么是有關經濟命脈的關鍵產業，什么樣的人，什么樣的環境能出現真正的、有獨立創造精神的人才，如果不采取歷史虛無主義的話，前輩的心血和業績，那一段歷史的正反面經驗，值得今人關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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