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貨幣與 “激進主義” 的真正含義_加密貨幣:加密貨幣行情分析

作者：David Z. Morris；編譯：Block unicorn

一本新書由約Joshua Dávila撰寫，又名《區塊鏈社會主義者》，提出了一個觀點：加密貨幣的未來并不受之前塑造它的右翼經濟學限制。

大約十年前，我開始對比特幣產生興趣，主要是因為它與一些更極端的派別有關。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投資者對黃金的興趣飆升，尤其是在生存主義者和“在經濟危機中預先做準備的人”中間。這些“黃金迷”往往具有極端自由主義觀點（現在我們可能稱之為極右翼觀點），正是通過與他們的交談，我開始認真思考比特幣的問題。

我以一個外人的視角來看待早期比特幣采用者對硬通貨渴望和激進自由市場精神的看法。就個人而言，我一直是一個平淡無奇的歐洲風格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堅守密碼朋克對隱私的承諾，還帶有一些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共鳴。但這種上的脫節從未影響到我對加密貨幣的興趣。事實上，即使我對他們的結論不太認同，我也開始尊重許多在這個領域投身的原則性自由主義者。（我對專制的極右翼，特別是其明顯的國家主義Zoomer形式，可沒有那么多耐心）

數據：2021年上半年全球區塊鏈和加密貨幣項目投資為87億美元: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KPMG）發布的金融科技報告顯示，2021年上半年全球區塊鏈和加密貨幣項目的投資為87億美元，是2020年全年43億美元的兩倍多，超過了2018年的高位72億美元。

報告表示，今年上半年大量的機構資金流入加密貨幣領域，投資者對該行業的認識也正在增加，對NFT的興趣日益濃厚。另外，在2021年上半年全球監管審查日益嚴格，中國在積極推動央行數字貨幣。[2021/8/16 22:17:15]

然而，在過去的四五年里，加密領域的思想出現了顯著的多樣化。或許最重要的是，以太坊的智能合約架構吸引了大批可能成為經濟工程師的人，他們關注的不是像比特幣那樣的個體主權，而是希望能夠培育更平衡和健康的社會的新激勵結構。兩個關鍵的例子包括Glen Weyl的“激進市場”理論，以及由Gitcoin創始人Kevin Owocki和其他人發起的新興“再生經濟”討論。

就在那個背景下，大約兩三年前，一個自稱“區塊鏈社會主義者”的新推特賬戶出現在了我的視線中。隨后的播客迎來了真正具有變革性的人物，如藝術家Rhea Myers、以太坊聯合創始人Amir Taaki和Sci-Hub的Alexandra Elbakyan，他們看到了加密貨幣在各種各樣的活動項目中的實用性。這個“區塊鏈社會主義者”成為了討論美國經濟帝國主義和特別是左翼隱私權利的中心，這兩個基石有助于為加密領域的立場定義與主要自由主義主流不同的范疇。

當前加密貨幣總市值約為1.75萬億美元:據金色財經數據顯示，全球加密貨幣總市值約為1.75萬億美元。加密貨幣市場中占比排名第一的是BTC，市值約合1.1萬億美元，當前市值占比為63.25%；

ETH排名第二，市值約合2273.73億美元，當前市值占比為13.02%；

BNB排名第三，市值約合518.62億美元，當前市值占比為2.97%。[2021/4/2 19:41:30]

什么是“激進主義”？

今年，“區塊鏈社會主義者”終于走出幕后，揭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為Joshua Dávila。多年來，Joshua Dávila一直在德勤（Deloitte）歐洲分部擔任區塊鏈問題的商業顧問，他還創建了一個名為Breadchain的項目，目標是建立類似于智能合約，開發者喜歡的“金融原語”的“團結原語”（簡單來說，他想構建一種類似金融工具的東西，但用于支持團結合作）。

為了更好地傳達自己的觀點，Joshua Dávila正在出版他的第一本書：“ 區塊鏈激進派：資本主義如何毀了加密世界以及如何修復它，該書將于8月8日由Repeater Press出版，Vitalik Buterin將這本書描述為加密領域“現有敘事的重要補充。”

聲音 | Quoine首席執行官：比特幣機構化有助于穩定加密貨幣市場:據ambcrypto報道，近日在一次小組討論期間，Quoine首席執行官Katsu Kanno表示，加密貨幣的“美”在于其權力下放。中本聰創造了比特幣，在其中嵌入了原則，并希望這些將成為金融貨幣的主流。Kanno進一步指出，比特幣的機構化很重要，因為它增加了市場的流動性，還將有助于穩定加密貨幣市場。Lending Block聯合創始人Linda Wang表示，各大機構正試圖介入，以解決比特幣和其他加密貨幣所面臨的問題，這些加密貨幣意味著點對點，但由于技術方面的原因而難以獲取。Institutional Coverage負責人Andrew Robinson也表示贊成，他稱美國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Coinbase的大部分活動都來自機構。[2018/11/7]

“ 實際上，一個人被定義為“激進分子”的特征是愿意從最深層次重新思考各種假設。”

這本書實質上是一篇長篇探索性論文，旨在深入闡述Joshua Dávila對加密貨幣的基本信念，即將其作為組織非國家社會和經濟聯盟的工具，涵蓋從互助團體、保釋基金到為技術發展提供新模式。

動態 | 歐洲刑警組織報告：加密貨幣沒有為恐怖襲擊提供資金:據CCN報道，歐洲刑警組織報告顯示，比特幣和類似的數字資產沒有被用于為最近發生在歐洲的任何恐怖襲擊提供資金。報告指出，恐怖主義團體使用加密貨幣只涉及低級交易，他們的主要資金仍來自傳統的銀行和匯款服務。[2018/9/19]

Joshua Dávila表示，迄今為止，他在界向同行傳遞關于區塊鏈和加密貨幣的承諾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難。

他告訴我：“如果你試圖在左翼論壇上談論加密貨幣，你會被禁言。我經常被指責為騙子。我原以為我們可以進行踏實的對話，但我發現事實并非如此。”

《區塊鏈激進派》抵制了這種對加密貨幣的簡化譴責。最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對加密貨幣的貶低觀點往往是由那些渴望重歸體制懷抱的新自由主義中心派提出的，尤其是在最近，即那些臭名昭著的鎮壓性情報機構。

《區塊鏈激進派》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一個解編手冊，用來幫助那些被這種歪曲和欺騙性的“成因論”誤導的人重新理清思路。該書關鍵之處在于，它簡明扼要、開放心態地介紹了基本的加密概念，如工作證明、智能合約、非同質化代幣（NFTs）和分布式應用程序，還有一些歷史概述，比如萊特幣的創建和“DAO”黑客事件。這些內容都有明顯標記，如果您不需要復習，可以輕松跳過，但對于那些多年來只是輕蔑地擺擺手而沒有實質性參與的人來說，這些內容至關重要。

法國監管當局為加密貨幣個體交易者降低稅點:外媒消息，法國監管當局已經決定，將加密貨幣視為“動產”，下調加密貨幣個體交易者的稅點，降至19%，加上15%的社會貢獻稅，個人共需要繳納34%的稅。這為個體交易者幾乎減少了50%的利潤損失，早前根據法國加密貨幣的指導政策，個體稅點總數達60%。但加密貨幣企業的稅點并沒有下調。[2018/5/7]

Joshua Dávila告訴我：“我的書不一定是要回答 ‘什么是區塊鏈社會主義’ 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并不是真正需要問的問題。我在這本書中試圖做的是解構人們對區塊鏈的思考方式……并展示這些思維模式的缺陷。”

加密貨幣的激進潛力

但“激進派”實際上可以擁有任何一套信仰。實際上，激進派的定義是愿意在最深層次重新思考假設，包括社會可能視為理所當然或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術語“激進派”的語言起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語中的radix或radic-，意為“根”：激進派是那些深入地下以揭示事物的起源和真正本質的人。

“ Joshua Dávila 毫不掩飾地強調加密貨幣擁有繞過不公正法律的潛力。”

加密貨幣的激進性對于深入了解加密領域的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不論其取向如何。在過去的十年里，加密貨幣首先引發了對基本概念的重新思考，如貨幣、銀行、投資、邊界，甚至國家本身（Joshua Dávila多次反駁了Coinbase前CTOBalaji Srinivasan著作《網絡國家》的觀點）。

Joshua Dávila賦予加密貨幣最廣泛的“激進”潛力之一是其重新定義甚至可能復興“公共領域”的能力。從歷史上看，歐洲和其他封建或部落社會以社區共享的農業“公共領域”為組織方式。新的土地和勞動制度導致這些公共領域在18至20世紀之間被切割成了分層的私人持有地（后來被稱為“圈地”），并在其后階段被虛假的種族主義敘事“公共領域的悲劇”所合理化。這個說法后來成為了各種賺取利潤的私有化倡議的理由，包括現代專利和知識產權制度，可能限制技術的進步。

在這種角度下，加密貨幣對開源軟件開發的基本結構性依賴，可能是其最深刻的激進傾向之一。Joshua Dávila還將加密貨幣描述為能夠實現新類型的數字共有財產，利用新的共享財產和激勵設計機制，這只是他通過區塊鏈實現自下而上經濟工程的更廣泛潛力中的一個方面。

Joshua Dávila 還自豪地接受了更加直接的加密貨幣激進主義：毫不掩飾地強調加密貨幣擁有繞過不公正法律的潛力。

他與我一樣，由哈薩克斯坦開發者亞歷山大·埃爾巴金（Alexandra Elbakyan）所引發的敬佩之情，她是與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z）甚至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齊名的信息反抗者。通過她的完全違法的網站 Sci Hub，埃爾巴金在十多年的時間里從基本上腐敗的、尋租的“出版商”（如 Elsevier）的吸血手中解放出公共資助的科學研究。她正在抵制資本主義對公共財產的“圈地”所造成的最顯眼的公共利益扭曲現象，而比特幣使這種努力得以持續。

《區塊鏈激進派》中探討了具體的提案、項目和趨勢。對于那些沒有直接面臨使用預加密工具進行構建挑戰的人來說，它們甚至可能顯得平淡無奇。

可能最有趣的是DAO類似結構和智能合約，用于構建新類型的合作型企業。盡管它可能看起來很無聊，但構建新的經濟模型的一個巨大障礙僅僅是記賬、信任和協調。例如，我在學生時代住過集體所有的房屋，這對于降低成本非常有益。但這需要很大的承諾和相互信任，特別是在管理諸如房屋維修和稅收等集體基金方面。

在今天的美國，員工所有的企業或居民所有的公寓可能聽起來像是激進的想法，但它們曾經在這個國家很常見。第一個美國合作社似乎是由本杰明·富蘭克林于1752年創立的，他們此后成功地展示了至少一點社會主義的實際好處。精心設計的DAO和智能合約堆棧的透明度和不可變性，可能會使這種集體所有權變得更加容易和透明，可能會將更多資金放回工人的口袋。

Joshua Dávila 正確地警告說，他的書并不試圖精確地定義區塊鏈技術如何幫助創造一個更加經濟公正和穩定的世界。雖然他詳細介紹了許多具體令人欽佩的例子，并從中汲取了教訓，《區塊鏈激進派》不是針對“區塊鏈社會主義”的分類法或規劃。

相反，這本書旨在開拓人們對加密貨幣更廣泛可能性的視野，這些可能性在主流媒體中很難遇到。如果你有興趣改變世界，光是這種顯而易見的沉默就足夠成為閱讀它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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