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為商業編織“意義之網”_EFI:DIME價格

今年是馬克斯·韋伯逝世99周年。1920年6月14日，這位偉大思想家在慕尼黑靜靜離世。他與卡爾·馬克思、埃米爾·涂爾干被后世公認為社會學的三大奠基人。今天，吳老師專門用一篇文章來緬懷這位偉大的思想家。

職業責任這一獨特觀念，是資本主義文化的社會倫理的最重要特征，一定意義上，也是根本基礎。它是個人對其職業的內容應當感覺的、而且確實感覺著的義務。

——馬克斯·韋伯

文/吳曉波

當卡爾·馬克思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埋頭創作《資本論》的時候，在地球的其他地方，起碼也有超過一千顆聰明的腦袋在思考同樣的問題。

根據考證，“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就是在《共產黨宣言》誕生的1848年前后被發明出來的，它如同一個巨型魔鬼，抹殺了全部的舊生產關系和勞動力模型，把每一個人、家庭和國家投擲到動蕩而急速的大漩渦中。

馬克斯·韋伯出生于1864年，到他去世的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也就是說，他的一生目睹了歐洲如何被機器改造得空前繁榮，然后，又被武器摧毀為一地廢墟的全部過程。

Sentiment：即將公布用戶資產返還計劃:金色財經報道，DeFi借貸協議Sentiment今日凌晨發布聲明稱，已成功追回超過90萬美元被盜資金。UTC時間4月4日，攻擊者竊取大約96.6萬美元的資產。當天團隊在鏈上告知攻擊者，將允許其保留9.5萬美元作為報償，若攻擊者在UTC時間4月6日8:00之前歸還剩余資金，將不對其采取法律行動。

截至UTC時間4月6日0:44，攻擊者已經歸還約定金額的資金。根據約定，Sentiment將結束對攻擊者身份的調查。團隊現在可以把所有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用戶資產返還計劃上，該計劃將在未來24小時內發布。

據此前報道，Sentiment于北京時間4月5日凌晨在Arbitrum網絡被盜約517枚ETH，根本原因在于Balancer的只讀可重入性。[2023/4/7 13:49:56]

在世紀的轉折點上，人們自發地分為兩大陣營——左翼和右翼，他們的內部又各有流派，最極端和激進的那部分人，都信仰流血和暴力。

韋伯棲居在德國南部一個叫海德堡的小城市，那里有一所小巧的大學——海德堡大學，卻是歐洲自由主義思潮的大本營，知識分子們著書立說，試圖以啟蒙和改革反制權力，以理性和科學抗衡統治。

投資巨頭貝萊德推出元宇宙主題ETF:金色財經報道，投資巨頭貝萊德(BLK)正在發行一只交易所交易基金(ETF)，該基金將主要關注那些接觸到元宇宙的科技公司。

根據該基金的網站，iShares Future Metaverse Tech and Communications ETF（IVRS）將投資于那些有望在虛擬平臺、社交媒體、游戲、3D軟件、數字資產以及虛擬和增強現實等領域為元宇宙作出貢獻的公司。被列入持股的前五家公司是Meta Platforms（META）、蘋果（AAPL）、Nvidia（NVDIA）、網易（NTES）和Roblox（RBLX）。[2023/2/23 12:24:04]

馬克斯·韋伯正是海德堡大學的象征人物，而他著述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從社會學的意義上確立了現代商業文明在倫理上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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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卡爾·馬克思一樣，馬克斯·韋伯也出生于一個律師家庭，不過他的父親老韋伯有一家紡織工廠，家境更為富足。韋伯從小接受了最好的文理教育，25歲時，在海德堡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十六部門：加快數據安全技術與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交叉融合創新:金色財經報道，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十六部門發布關于促進數據安全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指出，要布局新興領域融合創新。加快數據安全技術與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新興技術的交叉融合創新，賦能提升數據安全態勢感知、風險研判等能力水平。加強第五代和第六代移動通信、工業互聯網、物聯網、車聯網等領域的數據安全需求分析，推動專用數據安全技術產品創新研發、融合應用。支持數據安全產品云化改造，提升集約化、彈性化服務能力。[2023/1/13 11:11:02]

德國天才們的命運往往都不太順利，比如舒曼、尼采，都要與大腦中的魔鬼做斗爭，韋伯也一樣。韋伯的家族有遺傳性的精神疾病，在他32歲的時候曾經精神崩潰，無法閱讀、寫作甚至與人正常交談。這個曾經的工作狂，只能整日坐在窗前，擺弄自己的指甲，眺望外面的樹梢。

海德堡大學歷史上有很多從事抽象思考、而日常生活也非常“抽象”的人文學者，比如黑格爾、費爾巴哈、雅斯貝爾斯等等，不過，與他們相比，馬克斯·韋伯則要顯得更為入世。他曾經競選過民主黨議員、一戰時期在預備役醫院服役，還作為德國代表團的一員，參加了凡爾賽和會。

DeFi總鎖倉量降至696.3億美元，較年初峰值減少逾68%:金色財經報道，DeFiLlama數據顯示， DeFi總鎖倉量自4月份以來持續減少，目前為696.3億美元，較今年年初峰值2194.7億美元減少超過68.27%。[2022/12/10 21:35:51]

1904年9月，韋伯和好友一起遠赴美國，參加在圣路易斯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其間，對北美的城市、商業和工廠，進行了近四個月的考察。正是這些參與和近距離的觀察，為他創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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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創作動機，是試圖回答一個非常尖銳、到今天仍然極富挑戰性的問題：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根本動力，到底是什么？

在農耕時期，各大文明對商業的立場幾乎均是消極的。柏拉圖批評商人說：“一有機會贏利，他們就會設法牟取暴利。這就是各種商業和小販名聲不好，被社會輕視的原因。”《圣經》認為商人上天堂比駱駝鉆針孔還要難，中國的儒家倫理更是徹底的賤商主義，一言以蔽之，“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19世紀中后期的資本主義運動，讓商業成為改變世界最重要的力量。韋伯出身于紡織工業世家，在他盛年之際，德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工業國，越來越多的人把一生投注于工商事業，那么，關于存在價值的拷問便顯得無比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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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伯的終生好友、社會學家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近代資本主義》一書中指出：“獲利欲”是資本主義的根本動力。這在當時的學術界是一個普遍的共識，甚至被看成是柏拉圖以來的一個基礎性共識。

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發表于桑巴特著作的三年后，也是他從北美游歷歸來之后。好友的結論以及在美國的實地考察，應該是韋伯創作的一個現實背景。

在這本并不厚的、論文級的作品中，韋伯通過繁瑣的論證，提出了三個原則性的觀點：

其一，正當性的終極認同。

馬克斯·韋伯將“人被賺錢動機所左右，把獲利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在經濟上獲利不再從屬于人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手段”，視為資本主義的一條首要原則。

他引用美國思想家富蘭克林——他同時是一位企業家和家——的觀點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這從根本上認同了企業家職業的正當性和獨立性。

其二，內心信仰的驅動。

韋伯認為，在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基督教新教的清教徒精神和禁欲主義產生了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沒有這些精神，也可能產生資本主義的某些特征，但不會產生完整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所以，以信仰基督教為主的現代最發達的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等，皆為新教占主流的國家，而傳統天主教國家，如西班牙、意大利等，論經濟實力與影響力，只能算二流國家。

在韋伯看來，蓋因天主教信徒重來世，新教信徒重今世，所以新教信徒更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一些；天主教這一點類似于佛教。另一個結論是新教信徒比天主教信徒更重享樂一些，也更世俗一點，這樣就能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

其三，理性主義與法治精神。

韋伯從西方希臘理性主義的思想淵源，推導出資本主義產生的必然性：精確的計算和擁有技術上的基礎。這進一步根基于西方科學特有的數學及實驗的精確理性的自然科學、法律與理性的結構所帶來的可估量的技術性勞動手段與程序規則。那種具有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人，他們都具有自我約束性——理性的計算，集中精力，固守原則。

03

馬克斯·韋伯是受馬克思主義思潮沖擊的第一批歐洲知識分子，他曾說，現在的讀書人是否誠實，只要看他對兩個人的態度，一個是馬克思，一個是尼采。

正是通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韋伯另辟蹊徑，對現代商業文明的根本動力進行了前所未有的詮釋，如果說馬克思是摧毀性的，那么，韋伯則帶有明顯的建設性特征。

他認為資本主義并不是對財富的貪欲，反而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者至少一種理性的緩解。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勤懇工作，而且具有良好的職業精神和紀律，并不是為了單純糊口或熱愛金錢，而是內心信仰使然。

可以說，當韋伯在海德堡大學的書房創作此書的時候，世界各地已經出現一些企業家，他們以比父輩快數百倍的速度積累了巨額的財富，而在這一過程中，他們的內心正經受著存在價值的拷問。

美國鋼鐵大王安德魯·卡內基是馬克斯·韋伯的同時代人，他出生于蘇格蘭的一個新教徒家庭，少年時移民美國，從當電報公司的信差起步，組建自己的公司，在短短幾十年里，創建全球最大的鋼鐵公司，1901年，卡內基把公司出售，得5億美元，成為全美首富。

就在這個時刻，卡內基發生了內心的焦慮：我憑什么能賺到這么多的財富，而這些財富對于我的人生又意味著什么？

卡內基最終得出的答案是：“是上帝派我來賺錢的，所以，我要把榮光歸于上帝。”在生命的最后十多年，卡內基成立慈善基金，成為美國歷史上捐贈建設圖書館最多的人。在“鋼鐵大王”的名號之外，又有了“美國慈善事業之父”的稱譽。

沒有史料顯示，作為新教徒的卡內基讀到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過，他的實踐卻無意中印證了韋伯的觀點。

04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一次被翻譯進中國，是在1985年，韋伯寫作此書的整整80年后。

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正被集體地卷入一場激蕩的改革開放運動，商業及企業家成為時代新的主角，傳統的價值觀體系瀕臨崩潰。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們，都跟當年的卡內基一樣，面臨內心的意義拷問。

有意思的是，韋伯還寫過一本與中國有關的書——《儒教與道教》。在書中，韋伯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這兩種基本形式，對經濟生活的理性化推動。他斷言，無論是儒家或道家，都不具備新教那樣的責任倫理觀，因為“作為支配性的終極價值體系，它們始終是傳統主義取向的，對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

他進而告誡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導致其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因此，只能走其他道路。此外，他認為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主要是中國沉悶的機構設置和錯誤的政策，一旦這些問題得到解決，中國的經濟就能騰飛。

在今天，所有有志于商業的中國人讀韋伯的著作，既會有一種隔膜感，同時也會有一種切膚的親近感。他在書中得出的很多結論，未必完全適合中國，但是，他提出的問題，以及分析問題的路徑和方法論，卻為我們尋找答案指出了某一個方向。

馬克斯·韋伯嘗言，“人類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顯然，他是這張大網的編織者之一，我們懸掛其上，同時也在參與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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