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中國涉虛擬貨幣高頻刑事罪名_數字貨幣:區塊鏈

近年來，隨著元宇宙、WEB3.0等概念的強勢出圈，虛擬貨幣熱度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高峰。而伴隨著國家各種強監管政策的出臺，司法機關也加大了對虛擬貨幣相關的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力度，涉幣類犯罪話題成為了法律實務界必須重視的新興領域，也是區塊鏈從業者進行事前風險合規的出發點。本文將以案例檢索的形式，結合虛擬貨幣的特點，對涉幣類刑事罪名進行整理和分析，以期大家共同討論。

檢索網站：威科先行

檢索日期：2023年7月1日

關鍵詞：“虛擬貨幣”、“刑事案由”

文書類型：判決書

此次檢索，共找到3714篇文書。從案由分類上看，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989篇，侵犯財產罪1195篇，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1395篇（集中在開設賭場罪、幫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等）。總體而言，涉幣類犯罪多為經濟犯罪，這也與其經濟屬性密不可分。

該組罪名是金融犯罪，其行為統稱為“非法集資”，是P2P金融暴雷后的常見罪名。對于虛擬貨幣而言，金融領域同時也是國家防范的重點，《關于防范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關于防范NFT相關金融風險的倡議》等政策的出臺也為整治幣圈金融犯罪活動提供了依據。

Cobo 鏈上安全團隊盤點分析 1 月區塊鏈安全事件:2月17日消息，Cobo安全研究團隊近日盤點并解析了 1 月發生的典型區塊鏈安全事件，對跨鏈橋、智能合約、錢包等多種類型的真實攻擊案例和漏洞進行了技術解讀，并為普通用戶規避區塊鏈中的安全風險提供了一些建議。建議普通用戶及時撤銷無限授權、留意未審計項目風險等。

Cobo 區塊鏈安全研究團隊成員來自知名安全實驗室，有多年網絡安全與漏洞挖掘經驗，曾協助谷歌 、微軟處理高危漏洞。團隊目前重點關注智能合約安全、DeFi 安全等方面 ，研究并分享前沿區塊鏈安全技術。[2022/2/17 9:57:31]

非法集資在虛擬貨幣領域的體現主要是“集資挖礦”。如安徽省壽縣人民法院（2022）皖0422刑初34號判決書顯示，鮑某某利用微信群、口口相傳等形式宣傳“蝸牛星級服務器”礦機，向投資者承諾可以通過挖得CAI幣從而快速回本，之后可以長期產生高額收益，最終經法院認定集資額為564.35萬元，損失額為424.45萬元，兩被告人紛紛被判刑。

恒指期貨夜盤現漲0.69%，報23909點，較恒指最新收盤點位高水160點:恒指期貨夜盤現漲0.69%，報23909點，較恒指最新收盤點位高水160點。（金十）[2020/4/6]

根據《非法集資案件司法解釋》及司法實踐，非法集資行為需要滿足四個基本條件，即非法性、公開性、利誘性和社會性。放在虛擬貨幣領域的認定路徑就是：在未依法取得相關部門的許可下，以線上（網站、群組）和線下（推介會、路演）各種形式向公眾（非特定對象）公開宣傳，并許以定期收益及回報，就有可能構成非法吸收中公存款罪或集資詐騙罪。

傳銷罪名并不陌生，國外直銷模式進入國內后，因市場發展不完善，逐漸發展出各種形式傳銷。2005年國務院頒布《禁止傳銷條例》，“傳銷”被列為禁止經營行為，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正式入刑。根據《組織領導傳銷案件司法解釋》，受刑法規制傳銷行為的實質是“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因此，幣圈的傳銷犯罪的認定也逃不出這個范疇。

動態 | 2019年區塊鏈十大事件盤點:1：中國擁抱區塊鏈

2019年10月24日，中央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區塊鏈技術的集成應用在新的技術革新和產業變革中起著重要作用。

2：央行數字貨幣試點

2014年中國央行開始研究法定數字貨幣（DCEP）。DCEP的完整字面意思就是數字貨幣電子支付。

3：Facebook發布Libra計劃

2019年6月，Facebook發布Libra白皮書，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簡單的、無國界的貨幣和為數十億人服務的金融基礎設施。

4：去中心化金融DeFi

去中心化金融（DeFi），解決傳統金融行業中的痛點，被稱作DeFi 是加密史上第二個突破。

5：IEO開始流行

IEO是ICO之后，幣圈誕生的一種新籌集資金方式，項目方依托交易所進行資金籌集。

6：Bakkt 推出比特幣期貨

2019年9月23日， 號稱幣圈牛市的發動機的Bakkt上線。

7：嘉楠科技上市

美國東部時間11月21日嘉楠科技正式上市納斯達克，IPO發行價最終鎖定在每股9美元，總計募資9000萬美元。

8：模式幣走紅幣圈

模式幣，使用類似模式的幣種，通過拉人頭、分紅、合伙人等等推廣營銷模式，配合資金控盤，來吸引散戶進場接盤。

9：以太坊伊斯坦布爾升級

以太坊網絡在2019年12月8日， 9,069,000區塊高度完成升級，代號：伊斯坦布爾（Istanbul）。

10：吳忌寒詹克團之爭

吳忌寒奪權：10月29日全球最大的礦機生產商之一的比特大陸創始人吳忌寒以比特大陸集團董事會主席、北京比特大陸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執行董事的身份，向全體員工發送郵件，宣布解除詹克團在比特大陸的一切職務，即刻生效。[2019/12/23]

如貴州省貴陽市云巖區人民法院（2020）黔0103刑初914號判決書顯示，黃某利用PlusToken錢包以數字貨幣理財（讓用戶將人民幣從國際貨幣交易平臺上購買的虛擬貨幣存儲至該APP中進行理財）為名，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以發展人員的數量和投資金額作為計酬返利依據，引誘參加者繼續發展他人參加，騙取財物，最終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三萬元。

動態 | 澳媒盤點12國加密貨幣稅制 日本稅率最高:7月23日，澳大利亞加密貨幣媒體Mickey發文盤點各國加密貨幣稅制，并指出日本加密貨幣稅率非常高。根據2017年4月實行的資金結算法修訂版，加密貨幣交易所產生的利益所得劃分為雜項收入，所得稅最高可達45%，作為伴隨著損失的交易市場稅率來說非常高。此外，該媒體列舉了以下幾個國家的加密貨幣稅制：1、德國：加密貨幣交易免除附加稅，持續保有加密貨幣一年以上可免除轉讓所得稅。全部歐洲市民向德國轉移資產時可免除轉移稅。2、新加坡：長期投資加密貨幣的企業和個人免除轉讓所得稅。3、葡萄牙：不像加密貨幣征收附加稅和所得稅，但企業通過加密貨幣交易所得的收益需要課稅。4、馬耳他：加密貨幣的日交易作為法人稅征收稅金，但個人投資者購買和擁有加密貨幣不用繳納稅金。5、馬來西亞：不需要繳納轉讓所得稅。6、白俄羅斯：對加密貨幣挖礦和對加密貨幣的投資不征收稅金。7、瑞士：對專業投資者的加密貨幣交易征收法人稅，挖礦被視為個人營業收入，但個人投資者的投資及交易不需繳納轉讓所得稅。8、加密貨幣被認為是資產，納稅方式和股票一樣；如果購買加密貨幣并保留一年以上，根據收入水平征收0%至20%的稅金。9、澳大利亞：當所有交易均被視為轉讓收入，并且兌換為澳元時要求保留所有準確的交易記錄；如果進行加密貨幣投資獲得的利潤，就要交納與個人所得稅相同速率的稅金。但如果持有1年以上的加密貨幣，將減免50%的稅金。10、以色列和瑞典：如果納稅人不能證明他們購買的加密貨幣的購買額，將會征收百分之百的稅金。[2019/7/23]

再如福建省福清市（2020）閩0181刑初62號判決書，支某、李某等人參考其他虛擬貨幣的模式，共同策劃了“恒金幣”這一虛擬貨幣及其運作規則。“恒金幣”的動態收益為投資人發展下線產生，直推3人為1級，可獲得1層下線消費的7%的返點；直推6人為2級，在獲得1層的下線返點的基礎上，可再獲得2層下線消費3%的返點……有層級又有人頭費，最終被法院認定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被判刑處罰金。

2017年盤點 納斯達克五個漲幅超過200%的比特幣相關股票:1、Overstock.com（納斯達克股票代碼OSTK），漲幅214%；2、迅雷（納斯達克股票代碼XNET），漲幅310%；3、Bitcoin Investment Turst（納斯達克股票代碼GBTC），漲幅1167%；4、First Bitcoin Capital Corp（納斯達克股票代碼BITCF），漲幅1624%；5、Bitcoin Services Co.（納斯達克股票代碼BTSC），漲幅19275%。[2017/12/19]

一個新興事物最容易涉及的罪名，恐怕就是詐騙罪，越是創新領域，越會飽受這樣的質疑，而反過來，新事物也成為了滋生犯罪的溫床，同時也成為了從業者最容易觸及的“雷區”。

通過檢索，涉幣類詐騙犯罪中通過虛假的數字貨幣交易平臺騙取財物的形式較為突出。如湖南省石門縣人民法院（2022）湘0726刑初54號判決書顯示，段某、李某搭建“時間盤”平臺，并通過下線發布“當天投資、當天回本、當天提現”等廣告吸引被害人加入，引導成為客戶，并誘使被害人在平臺進行充值投資，再由代理充當技術員“指導”客戶購買虛擬貨幣的漲跌或單雙，代理先以簡單指令讓客戶盈利獲取其信任，引誘客戶加大投資，然后通過后臺風險控制權限直接修改數據操控客戶盈虧，騙取客戶錢財。

又如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2021）滬0115刑初3630號判決書顯示，被告人屈某、趙某成立講師團隊以“金融投資專家”在直播間進行授課，另有水軍烘托氣氛、偽造虛假盈利圖等方式提高講師威信，進而向被害人發送投資指令，引誘被害人在“BZ”、“AME”、“ZG”平臺進行所謂的“虛擬幣投資”。被害人在不明真相的情況下至上述平臺進行虛擬幣充值后，由直播間講師共同反向帶單，以此虛構上述被害人虛擬幣炒作失敗虧損的假象迷惑被害人。而實際上被害人宋某等人所謂“投資虧損”的錢款，被該團伙與各代理商以事先約定的比例進行分贓。最終被浦東新區人民法院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由以上兩個案例可以看出，涉虛擬幣交易平臺類的犯罪活動更具有技術性的特點，尤其是第一個案例，通過后臺修改數據的方式將受害者的投資款蠶食鯨吞，隱蔽性較強，一時難以辨別。此外，詐騙犯罪中前期虛假宣傳一般都會許以高額回報或保本收益，雖然虛假性較為明顯，但在虛擬貨幣領域高風險高回報的特性加持下，受害人識別難度陡增，極易上當受騙。

通過檢索，發現本罪涉及到許多“網絡游戲虛擬貨幣”，故予以剔除。然后，筆者發現，涉幣類開設賭場罪主要圍繞在兩方面，其一是以虛擬貨幣為結算工具（即明知他人利用網絡實施賭博活動，仍為其提供虛擬貨幣和法幣的兌換服務）；另一則是以虛擬貨幣的市場價格波動進行賭博競猜（即以特定虛擬貨幣的買漲買跌的方式進行賭博）。

在前者案例中，作為結算工具的虛擬貨幣與“網絡游戲虛擬貨幣”實質無異，其存在僅僅是為了代替法幣在賭博活動中充當賭資使用，避免直接使用法幣容易遭到偵查機關打擊。

而在后者案例中，則是以市場行情中虛擬貨幣的價格漲跌作為賭博活動的賭約，類似于傳統賭博中的比點數或比大小。如吉林省靖宇縣人民法院（2020）吉0622刑初73號判決書中，嫌疑人發現開設虛擬幣交易平臺可以掙錢，遂制作“星幣全球”平臺，并設定50倍的杠桿交易倍數，吸引參賭人員使用USDT（泰達幣）對虛擬幣的漲、跌進行投注，通過玩家的投注額抽頭漁利0.2%的手續費，涉案賭資額達220余萬元，構成開設賭場罪。

幫信罪作為近年來“異軍突起”的罪名，已成為刑事犯罪起訴人數排名第三的罪名（最高檢數據），尤其是“斷卡”行動施行以來，出租、出售銀行卡、手機卡人員皆有可能因此涉嫌犯罪，打擊范圍較廣。而虛擬貨幣去中心化、匿名化、交易便利性等特點，使其易成為犯罪分子洗錢的工具，也因此，大量收到贓款、臟幣的虛擬貨幣交易者容易涉及幫信罪而遭到調查、起訴。

例如，在湖南省醴陵市人民法院（2022）湘0281刑初484號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在《關于進一步防范和處置虛擬貨幣交易炒作風險的通知》發布后，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本案中被告人明知“歐易”平臺有很多黑錢，“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可以“穩賺不賠”，仍以工作室形式在該平臺專門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且在銀行卡因違規或涉嫌違法犯罪出現異常的情況下，未采取有效的補救措施，反而通過更換銀行卡或平臺賬號繼續交易，應當認定其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江西黎川縣人民法院亦作出相似認定。在（2022）贛1022刑初91號判決書中，公訴機關指控，阮某某為賺取買賣虛擬貨幣（USTD）的差價，應上線要求收購虛擬貨幣，遂找到被告人陳某等人為其提供支付寶或微信二維碼、銀行賬戶進行資金轉賬買賣虛擬幣，并許諾會給予好處。最終法院認定公訴機關指控成立，阮某某等人構成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

作為法律從業者，筆者認為應對以上罪名進行研究，厘清涉幣類犯罪中的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罪輕與罪重，以更好地服務整個業態；而作為幣圈從業者，應對以上罪名有所了解，作到經營合規，也要時刻保持警惕，不要成為案件的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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