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颯：發案率最高 加密資產之組織領導傳銷罪_比特幣:區塊鏈

颯姐團隊收集的涉幣刑案公開判決書2000，其中，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409個，占比最高。該罪名頻繁在幣圈出現，是辦案民警十分關注的罪名，今天我們一起聊一聊刑法第224條之一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大家一起研習，厘清行為邊界，減少案件發生，節約司法資源。

并非所有的傳銷活動都是犯罪

根據兩高、部2013年11月《關于辦理組織領導傳銷活動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銷售商品為目的，以銷售業績為計酬方式的“團隊計酬”，即便是形式上符合三級30人的要件，但也不能按照犯罪處理。但是，對于表面賣商品，實質上“以發展人員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的傳銷活動，應當以刑法第224條之一定罪處罰。

聲音 | 肖颯：應用區塊鏈存證必須注意四個方面的問題:金色財經報道，中國銀行法學研究會理事肖颯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利用區塊鏈對電子證據進行存證提供了新的思路。但在應用區塊鏈存證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四方面問題：第一，技術應用必須合法合規。第二，數據必須具有強一致性。第三，應具有便利性。第四，應保證技術的安全性。[2019/12/19]

也就是說，罪與非罪的“質變”差別，不在于表面上的團隊計酬方式，而是在于是否不以銷售商品為目的，而是通過“拉人頭”騙取“入門費”。

在幣圈類似案件中，遇到了比較棘手的問題，首先要解決，銷售的某個token到底是不是虛擬商品，有無財產屬性，還是僅為犯罪道具；其次，幣圈案件行為方式多表現為“挖礦”，獎勵方式不一定是直接返幣，而可能是加速挖礦成功的進度，這會不會影響案件定性，值得探討。

聲音 | 肖颯：專門進行比特幣撮合交易和賺取差價的行為 可能涉嫌違法犯罪:中國銀行法學會理事肖颯發文稱，如果將比特幣當做一種類金融產品，以此為業，專門進行撮合和賺取差價的行為，有可能涉嫌違法犯罪。建議某些“交易所”“平臺”“社群”等能夠考慮到觸及紅線的重大法律風險，在中國境內逐步減少相關業務，同時，對于團隊關鍵人物進行程序法和實體法的輔導。除比特幣、以太坊外，其他一些主流幣或者非主流的ICO、STO而來的虛擬幣，法律界將其認定為非財物，也就是說在某些案件中，可能會認定為侵入計算機系統或者其他數據權類的違法犯罪。[2019/3/7]

2013年對于BTC的法律定性已然清晰，即比特幣屬于特殊的虛擬商品，也就是說如果以團隊計酬方式進行比特幣挖礦，在中國法項下，很難定性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但是其他幣種，尚未到交易所的非主流幣沒有公允價格，適用人群窄，很有可能會被定性為犯罪工具，從而將組織者和領導者引入犯罪圈之內；對于ETH，颯姐個人傾向于將其與BTC歸入同一類；但對于狗狗幣之流，有可能會被認為類似非主流幣而歸入犯罪工具。

聲音 | 律師肖颯：STO在我國無“法律豁免”:據每日經濟新聞報道，北京市互聯網金融行業協會發布《關于防范以STO名義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風險提示》，律師肖颯指出，截止目前，由于各國國情和法律的不同，國際上對STO的監管態度不一，其中美國是“對STO謹慎包容，允許申請”，而我國是明確禁止。由于對于“證券”這個詞匯的理解和定義不同，中美兩國在對STO的態度大相徑庭.....美國法律里的證券是相對寬泛，既然STO發出的通證是一種廣義上的證券，總要給個監管的說法。同時，證券在我國《公司法》和《證券法》項下的解釋是“嚴格”的（并非所有對資產的等額分份都能被視為一種證券），而且我國具有一個典型的罪名：刑法第179條擅自發行股票、證券罪，這就說明我們的法律結構和管理方式不同。因為我國市場主體不經有關部門批準，不可自行發行證券，也沒有給予“法律豁免”。所以，在中國境內從事ICO或變相ICO都是違法行為，STO也不例外。[2018/12/4]

難點在于，返利方式并非直接給幣，而是給予一種加速的權利，如果這種加速很難折算成財產，則構成刑法第224條之一有法律障礙。學理上，我們可以類比貪污賄賂案件中“三陪女服務”也是財產性利益，但司法實踐里，還是要嚴守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將加速權排除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的“計酬”和“返利”之外。

聲音 | 肖颯：虛擬幣交易所有反洗錢的義務:據新浪財經消息，律師肖颯刊文指出，區塊鏈團隊的“技術猿們還是會關注‘尖叫的產品’，風險意識明顯較弱，至于反洗錢等問題甚至沒有深入思考過。而這是一條‘一票否決’的關鍵票，絕不能丟！”“我們建議具備能力的優質團隊，考慮配備專業的反洗錢師（總部在紐約的國際認證資格）”，至于反洗錢的義務，“當然，虛擬幣交易所，概莫能外。”[2018/9/19]

騙取財物

根據司法解釋，傳銷活動的組織者、領導者采取編造、歪曲國家政策，虛構、夸大經營、投資、服務項目及盈利前景，掩蓋計酬、返利真實來源或者其他欺詐手段，實施刑法第224條之一規定的行為，從參與傳銷活動人員繳納的費用或者購買商品、服務的費用中非法獲利的，應當認定為“騙取財物”。

首先要注意的點是：參加傳銷人員是否自我感覺被騙或沒被騙，不影響認定“騙取財物”。

其次，騙取財物并非虛置，而是要從傳銷金字塔結構來看，要想維持傳銷組織生存，就要找到下一個擊鼓傳花的冤大頭。按照復利計算，很快全世界的人都不夠傳銷組織發展下線，因此，通過發展下線拉人頭的方式，維持傳銷組織生存是必然失敗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對此心知肚明，還繼續許諾給予回報，拿走他人入門費，這就是騙取財物。

然而，幣圈案件略有不同，倘若組織者不給參與者承諾回報，而參與者也明知沒有確定回報，而只是為了拿到token去交易所博一博收益，參與者賺錢賠錢都是來自于交易所的交易獲利，那么事情可能會發生變化。根據颯姐了解，項目方與交易所簽署抽屜協議找量化團隊“托市”已是公開的秘密，倘若組織者領導者與交易所操縱幣價，則還是“騙取財物”；倘若查明，組織者并未與交易所勾結，虛擬幣由于自身的“通縮”或者稀缺性被炒作翻倍，則不能將板子打在組織者身上，起碼不能按照組織領導傳銷罪定罪處罰。

關于競合問題

有法幣的加密資產涉刑案件，經常出現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與集資詐騙罪“想象競合”的問題，也就是說：一個行為觸犯了兩個罪名。根據刑法的基本處理原則，想象競合從一重罪處罰。

翻看法條，我們會明顯看出，刑法第192條集資詐騙罪更重，也就是說倘若幣圈案件涉及法幣，應該大量被定性為集資詐騙罪，而不是409個案例被最終判決為組織領導傳銷罪。

個人認為，理由有三：一是對于加密資產、數字代幣的法律性質，把握不準，不知道是否需要按照財產法益進行保護；二是有一種司法觀點從知識產權犯罪延伸出來，即他人占有不足以完全讓所有者的權利滅失，但顯然私鑰為王的加密界，這種傳統知產犯罪的理論不能適用；三是司法鑒定機構對于加密資產的定價十分困難，颯姐承辦和接觸的案件中，有按照行為時三家主流交易所均價給加密資產定價的先例，但是更多司法鑒定機構擔心幣價不穩，影響其公信力，因而拒絕做鑒定，導致沒有犯罪數額，只能排除集資詐騙罪，用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定罪處罰。

市面上也有傳聞是關于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罰沒相應加密資產升值等，講真，接管一堆不知道啥時候暴漲暴跌的“雷”，并非美差，更何況還出了四川鏈某事件，各地辦案機關還是十分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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