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禮輝：要將數字人民幣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數字貨幣（附演講全文）_數字金融:數字人

前言

隨著央行數字人民幣研發日益推進，未來央行數字人民幣在支付、金融應用等領域將扮演多大的角色，倍受金融市場關注。

近日，中國銀行原行長李禮輝在首屆“2021西岸金融科技前沿論壇”上表示：“我們應該把數字人民幣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數字貨幣，一方面確保數字人民幣在高并發市場中的規模化可靠應用，另一方面加快數字金融制度建設，抓緊制定數字化金融監管、數字貨幣監管、法定數字貨幣發行等金融制度，并在全球數字金融制度和規則的建設中，主動參與并積極爭取話語權。”

李禮輝認為，當前金融監管的主基調是規范化監管，應關注如何在規范中創新，在規范中發展。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中國金融科技創新已經展現出領先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某些特定優勢，包括基于數字信任的數字化金融普惠、以效率為重心的數字化流程再造和面向大眾的數字人民幣。

“數字人民幣有可能改變金融的格局，從近期來看它改變了支付市場的格局，在法定的貨幣形態中增加數字人民幣是第一個改變，第二個改變是在市場化支付工具占主導地位的零售市場中，增加官方的支付工具。”李禮輝稱。

對于數字人民幣給金融市場帶來的潛在的改變，李禮輝認為，數字人民幣可能會改變銀行業競爭的格局和改變貨幣市場監管的格局，比如金融消費者一旦減少了對銀行賬戶的依賴，就可以更加自由地選擇金融服務和金融機構，金融競爭將變得更加充分。而央行擁有實時、完整、結構化的央行數字貨幣流通數據，有利于實現貨幣供應總量的精準調控。”

圖片來源：網絡

以下是李禮輝演講全文：

2020年，我國金融科技創新的大環境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一度阻斷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交往，以線上交互為特征的云端金融借勢上位。人們認識到，金融不得不創新，不能不創新。二是金融監管動作頻頻，針對金融違規行為所采取的問責力度前所未有。人們體會到，金融科技不得不監管，不能不監管。

近年來，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化技術創新更加廣泛地應用于經濟金融領域，金融業的服務模式、管理模式和商業模式的變化更加深刻。頗有“顛覆性”意味的是，擁有算力優勢和數據資源優勢的金融科技平臺和數字化金融機構，在銀行業、保險業市場上橫沖直撞，急速擴張；而那些囿于傳統模式的金融機構被迫應戰，難免左支右絀。我認為，當前金融監管的主色調是規范化監管，與此同時，隨著《反壟斷法》的落地實施，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將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秩序。

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金融科技如何在規范中創新，在規范中發展。

經過10多年的發展，我國的金融科技創新目前已經展現出領先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某些特定優勢。

基于數字信任的數字化金融普惠

大數據技術最先應用于建立數字信任。早在2016年，螞蟻金服和網商銀行就應用大數據技術挖掘小微企業的信用，此后越來越多的科技平臺、金融機構推出了基于大數據技術的信用服務。這里的關鍵是，通過數據挖掘發現信用，發掘信用價值，推進信用普及。

李禮輝：法定數字貨幣具有潛在的好處:中國銀行原行長李禮輝在清華五道口云課堂上表示：數字貨幣可以區分為：法定數字貨幣、虛擬貨幣、可信任機構數字貨幣、超主權數字貨幣。

法定數字貨幣具有法定地位、具有國家主權背書、具有發行責任主體的數字貨幣構成法定數字貨幣，或稱中央銀行數字貨幣。

法定數字貨幣具有潛在的好處。能夠節省現金流通成本；強化支付系統的公共屬性，推進普惠金融；確保金融交易的可靠性，拓展數字資產市場；精準調節貨幣供應，加強貨幣流通市場管控。[2020/6/20]

區塊鏈可以建立一種“技術背書”的信任機制，通過數學方法解決信任問題，以算法程序表達規則，只要信任共同的算法程序就可以建立互信。在保持商業信用的同時，區塊鏈增加了技術性的信任方式。

近年來，金融機構和金融科技平臺集成應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初步建立了數字信任機制。數字信任的價值，一是在信任未知或信任薄弱的環境中形成可信任的紐帶，節約信用形成所需的時間和成本，加持商業信用；二是在廣域、高速的網絡中建立可信的認證工具，提高物聯網的效率和可靠性。

普惠金融是我國的主導性金融政策之一。數字信任的主要優勢是高效率、低成本的普惠性。

2020年末，我國小微企業續貸余額2.25萬億元，同比增長56.41%。

2019年11月，國際評級權威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分別授予微眾銀行較高的信用評級。這家成立6年的銀行，有效客戶數超過1億，核心財務指標良好，市場競爭力超越多數商業銀行。其外在因素是國家的監管政策環境和騰訊系的數據資源支持，內在因素則是，銀行集成應用人工智能、區塊鏈、云計算、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建立可控可信、可支撐億量級客戶和高并發交易的核心系統，形成強大的獲客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在深圳，微眾銀行服務的科創企業1200家，占全市入庫科創企業的40%，已提供貸款16億元，這些客戶享受政府的科技型企業貸款貼息后，貸款年化利率可低至1.62%。2020年3月，微眾銀行針對中小微科創企業的需求，打造“微業貸科創貸款”，無需抵質押，無需線下開戶，核定的授信額度可以隨借隨用，能夠解決科技型中小微企業因輕資產無抵押而面對的融資難題，目前這一貸款已擴展至全國19個省市、100多個地級市。

興業銀行運用“金服云”平臺，開創“政務數據企業經營數據金融科技平臺金融創新產品”的政銀企合作新模式，突破信息不對稱瓶頸，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到2021年3月底，福建“金服云”平臺聯通興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已經為1.5萬家小微企業提供融資541億元。

中國銀行旗下的中銀富登村鎮銀行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和行為數據分析技術，建立智能風險控制系統，為縣域鄉鎮內沒有完整財務報表和稅務記錄、沒有完整信用記錄的小微和涉農客戶提供普惠金融服務，2020年新增貸款100億元，年底普惠貸款余額560億元，其中小微及涉農貸款占90%以上，戶均貸款20萬元，不良貸款率1.44%，關注類貸款率1.01%，撥備覆蓋率250.68%。

以效率為重心的數字化流程再造

聲音 | 李禮輝：應用區塊鏈等技術，加速推進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建設: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區塊鏈研究工作組組長、中國銀行原行長李禮輝今日在《中國金融》上發表題為“加速推進數字金融與普惠金融建設”的文章。他表示，這次疫情是對金融機構的全面考驗，也是對數字化金融服務的一次全面考驗。這次疫情提醒我們，迫切需要在以下兩方面加速推進。一是加快技術創新，推進數字金融全面落地。應用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化技術，打造端對端、點對點的立體交互的金融服務體系，打造云辦公、云監管的跨越空間的金融管理運營模式。二是加快制度創新，推進普惠金融全面落地。應用大數據、區塊鏈技術，可以建設數字信任機制，打造普惠金融的技術平臺，抓緊解決信貸機制問題和長效性制度問題。[2020/2/25]

我們熟悉的信息技術架構是大中心化、局域封閉式的。集中式的信息技術架構安全性和穩定性較佳，但擴展性能和更新性能較弱。近些年，金融機構開始將集中式架構轉變為集中式分布式數據云的架構，推進以金融服務效率為重心的數字化流程再造，目前已初步建成新的技術平臺。

一是信息科技大投入。

金融業的信息科技投入包括電子設備和軟件采購、基礎設施建設、系統運營維護、信息科技人力資源支出、信息科技咨詢等方面。2020年銀行業信息科技總投入2078億元，同比增長20%。其中6大銀行科技投入956.86億元，比上年增長33.6%；科技投入占營業收入的平均比例達2.82%，比上年提高0.47個百分點。招商銀行(55.900,1.82,3.37%)2020年信息科技投入119.12億元，同比增長27.25%；占營業收入的比例4.45%，居股份制銀行之首，同比提高0.73個百分點。

二是智能化大平臺。

工商銀行打造“主機開放平臺”雙核心IT架構，將90%以上的應用系統部署在開放平臺，建設完整的賬戶、客戶、核算等基礎業務支撐體系，形成基于大中心分布式云平臺的核心業務處理能力。運用數據算法，構建風險控制模型和風險監測評估指標，形成智能化風險管控系統。

建設銀行數據中臺已經落地，實現了統一的數據規范、統一的數據模型、統一的數據服務、統一的數據視圖、統一的數據管理。

平安集團的核心架構是“平安腦”引擎，包括底層數據平臺、算法工具平臺、模型產品平臺、業務方案平臺，采取嚴密的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技術和制度，可以對1.7萬個分支機構及其數億客戶的所有數據進行自動化采集、整合、挖掘和應用，在此基礎上運用AI技術建立產品、服務和風險控制中臺。其中的多模態身份認證，已經應用于普惠小額貸款、銀行保險賬戶開戶，可以將普惠貸款的辦理時間縮短到3分鐘；圖像識別技術可以在理賠早期識別欺詐風險，每年可減少數十億元的風險滲透。

光大銀行2020年建立金融科技創新專項經費制度，投入5億元預算專項支持新技術、新業務、新模式的快速孵化與落地推廣，智慧出行、產業鏈融資、陽光物流、電子商務、公共資源等重點項目已實現階段性收益。

區域性中小銀行與互聯網平臺合作，通過“數據技術場景”的模式開啟“全國性經營”，在擴展業務范圍的同時，也擴大了流動性風險和信用風險。互聯網貸款管理辦法對此作了規范。

現場 | 李禮輝：中國在數字技術產業將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金色財經現場報道，12月20日，以“鏈通未來 融合發展”為主題的第二屆區塊鏈產業與企業家國際峰會于福州召開。中國銀行前行長李禮輝發表《數字技術變革：新機遇與新挑戰》主題演講，他認為，我們中國是數據大國，是算力大國，但卻是算法弱國。我們人口多、企業多，因而生命的信息多，生活的行為多，經濟交易多，這就具有全球最大的信息數據資源，有可能建設全球最完整的數據庫。在數字核心技術的研發上，我們國家的起步比較晚，投入相對不足，所以我們相對缺乏自主可控的底層技術。但在數字技術產業，中國將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市場，也必將是技術競爭和商業競爭最激烈的市場。[2019/12/20]

三是金融科技公司獨立。

金融科技子公司最早由科技平臺公司創立。2000年以來，阿里巴巴、用友網絡、騰訊、蘇寧易購、科大訊飛、網易、新浪、京東、小米、百度、浪潮信息、三六零、順豐、東華軟件、美團、招商局、攜程、中國移動、滴滴等先后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

從2015年開始，興業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建設銀行、民生銀行、華夏銀行、工商銀行、北京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行、廊坊銀行設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平安集團細分金融科技領域，成立壹賬通、壹錢包電子商務、平安付電子支付、金融資產交易市場、金融服務、金融科技咨詢、科技服務、醫療科技等9家金融科技子公司。

金融機構與科技平臺深度合作。2020年6月，中金公司與騰訊數碼合資成立金騰數據。9月，建設銀行與百度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在智慧營銷、智能運營等領域展開合作，利用百度的AI技術、基礎設施與運營能力，進行建設銀行的智能化全面升級，通過百度AI技術賦能，更加準確地觸達客戶、理解客戶，提高客戶留存率與客戶活躍度。

四是金融科技創新制度建設。

2020年10月，人民銀行發布《中國金融科技創新監管工具》白皮書，正式推出符合我國國情并與國際接軌的金融創新監管工具，設計包容審慎、富有彈性的創新試錯容錯機制，支持金融機構、科技公司在風險可控的真實市場中對創新應用的理論原型、技術選型、業務模式進行全鏈條實踐測試，及時識別并防控風險，有效驗證創新價值，快速打造既滿足市場需求又符合監管要求的優質產品服務。

2021年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人工智能算法金融應用評價規范》，納入國家的金融行業標準，適用于開展人工智能算法金融應用的金融機構、算法提供商和第三方安全評估機構等。

面向大眾的數字人民幣

在嚴格甚至于嚴苛的金融監管環境之中，以比特幣為代表的虛擬貨幣仍然得以頑強生存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各國中央銀行推動數字貨幣研發的觸媒。其一，在數字化時代，如何打造高效、可靠的法定數字貨幣，應對虛擬貨幣對現行貨幣體系和金融體制的沖擊；其二，在數字化時代，如何打造安全、獨立的本土法定數字貨幣，應對外來的強勢數字貨幣特別是超主權數字貨幣對本國貨幣體系和金融體制的沖擊。據國際清算銀行BIS調查，80%的中央銀行已啟動數字貨幣研發。

聲音 | 李禮輝：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 用區塊鏈解決信任問題:12月14日消息，在第二十一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中國銀行前行長李禮輝發表演講稱，金融配置失衡，需尋求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賦能實體經濟的可行路徑。李禮輝強調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著眼長遠，務實可行。對此他提出幾點建議：第一，建設數字信任機制。運用大數據技術發現信用，應用區塊鏈技術解決信任問題。第二，完善市場化定價機制。商業銀行合理的信貸定價，應該覆蓋風險成本和資金成本。第三，完善財政稅賦制度。調整小微企業的稅賦結構，減少中間稅，細分所得稅；適當擴大小微金融業務稅賦優惠，對金融機構發放給小微企業的貸款，免除或大幅減少增值稅和所得稅。第四，完善資本市場。鼓勵長期投資，吸引并規范保險、養老基金等長期資金入市。（新浪財經）[2019/12/14]

第一，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蓄勢待發。

各國的央行數字貨幣還處在研究或試點階段。央行數字貨幣分為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和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主要定位于為大眾提供可信而又便捷的支付工具，補充或替代流通中的現金，具有推進數字化普惠金融的意愿。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主要定位于為金融機構提供可靠而又高效的交易清算工具，適應金融機構之間大額清算的場景，更多具有構建數字化金融中樞的意愿。

不同央行的態度差異較大。

一些發展中國家積極推進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巴哈馬開始試點，希望借此解決因島嶼眾多造成的現鈔流通成本過高的問題，同時加強反洗錢管控和稅收管理。柬埔寨、烏拉圭的試點重在替代和減少現鈔需求，改進公共金融服務。

一些國家對央行數字貨幣的態度偏于審慎。烏克蘭央行的零售型數字貨幣測試認為，在中心化模型中使用分布式賬本技術沒有優勢。以色列的研究團隊不建議近期發行央行數字貨幣。英國較早啟動央行數字貨幣研究，但尚未決定是否發行央行數字貨幣。日本對批發型央行數字貨幣停留在理論研究層面，但迫于無現金社會的大趨勢，最近加快了零售型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發進度。這些國家關注的焦點是，央行數字貨幣必須兼顧便利和安全，因此，底層技術研發和應用場景設計有待完善，制度規則有待創新。

一些發達國家正在開啟央行數字貨幣破冰之旅。歐洲央行最近提出，具有法定地位的央行數字貨幣原則上可以保證所有用戶都能獲得廉價且方便的支付手段。2020年10月，歐洲央行發布《數字歐元報告》，2021年有可能啟動數字歐元項目。與此同時，歐美日7國央行和國際清算銀行共同制定央行數字貨幣基本原則，規定央行數字貨幣不得影響物價和金融系統的穩定，提出央行數字貨幣不僅應該與現金并存，而且可以與私人數字貨幣并存。

新加坡以打造國際化智慧金融中心為目標進行批發型數字貨幣研發。目前已經完成應用分布式賬本技術實現銀行間支付結算、跨區塊鏈平臺結算資產以及基于央行數字貨幣的跨境支付方案，正在對基于區塊鏈的支付網絡的商業可行性進行驗證。

美國高度重視在數字經濟時代保持美元的全球貨幣霸權地位。美聯儲主席JeromePowell肯定“數字貨幣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改善支付系統”，在美國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2020年6月17日舉行的聽證會上，他強調：數字美元如果對美國經濟和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有利，我們就必須付諸行動；不能因為錯過一次技術變革，而錯失美元數字化的機會，導致美元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關于實現數字美元霸權的具體路徑，美國是選擇發行法定數字美元，還是選擇Libra這樣的私人數字貨幣，目前還難以判斷。

金色財經現場報道丨中國銀行前行長李禮輝：中國的區塊鏈底層技術的研發和應用走在全球前列:金色財經記者現場報道，今日，在博鰲亞洲論壇“再談區塊鏈場”中，中國銀行前行長李禮輝：中國主有巨大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另外也還有足夠的投資能力。所以我們中國的區塊鏈底層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技術的研發，我個人覺得走在了全球前列。[2018/4/10]

第二，數字人民幣的基本架構。

我國的法定數字貨幣或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稱為“數字人民幣”。2020年10月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將數字人民幣列為國家法定數字貨幣。中央的十四五規劃建議提出，“穩妥推進數字貨幣研發”。我國人口數量和支付市場規模居全球之最，數字人民幣必須確保在高并發市場中運行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權威性。為此，需要建立可靠的技術架構，需要開發豐富的應用場景，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制度，才能大范圍推廣應用。

我國的數字人民幣的基本架構已經明確。

一是采用間接發行模式。央行數字貨幣既可選擇“中央銀行-公眾”的直接發行模式，也可選擇“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公眾”的間接發行模式。數字人民幣傳承現行的貨幣發行制度，采用間接發行模式和雙層運營投放體系。其優點在于：不必再造金融基礎設施，有利于節省投資；不必重構貨幣發行與管理格局，有利于管控風險；不必銜接不同特性的貨幣發行模式，有利于穩定市場。

二是采用央行中心管理模式。數字人民幣采用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以保證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可靠性，保證貨幣調控的效率。權威專家認為，“現有區塊鏈技術無法達到超大市場零售級別的高并發需求。”基于這樣一個判斷，數字人民幣的底層架構保持技術中性，不依賴區塊鏈單一技術。

三是采用“賬戶松耦合”方式。微信支付、支付寶等電子化支付工具采用的是“賬戶緊耦合”的方式，需要綁定銀行賬戶，需要通過銀行賬戶才能進行價值轉移。在實名制的賬戶管理制度下，無法實現匿名支付的需求。數字人民幣采用“賬戶松耦合”加數字錢包的方式，可以脫離銀行賬戶實現端對端的價值轉移，減輕交易環節對金融中介的依賴，并且實現可控匿名支付。不在中國的銀行開戶的外國人，也可以獲得數字人民幣錢包，實現便捷支付。

第三，數字人民幣有可能改變金融的格局。

一是改變支付市場的格局。在法定的貨幣形態中增加數字人民幣，在市場化支付工具主導的零售市場中增加官方的支付工具。數字人民幣將在某些場景中替代人民幣現鈔，但人民幣現鈔不會徹底退出市場。預計未來5-10年，數字人民幣將與微信支付、支付寶、云閃付、銀行卡等支付工具并行。

二是改變銀行業競爭的格局。央行數字貨幣技術上可以脫離網絡、脫離銀行、脫離賬戶執行價值轉移。這將導致銀行賬戶“松綁”。金融消費者一旦減少了對銀行賬戶的依賴，就可以更加自由地選擇金融服務和金融機構，金融競爭將更加充分。金融機構過去依賴規模化經營才能獲得的成本管理和獲客能力優勢，未來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數字技術創新和應用的能力。

三是改變貨幣市場監管的格局。中央銀行可以擁有實時、完整、結構化的央行數字貨幣流通數據，有利于實現貨幣供應總量的精準調控。央行數字貨幣資金流信息可以實時觀察、全程追蹤，從反腐敗、反洗錢、反恐融資、反逃稅的角度看，能夠達到更好的管控效果。中央銀行擁有貨幣市場調控更加直接的權力，但將承擔更加直接的責任。經濟危機發生時，信用等級較低的商業銀行可能出現難以控制的數字貨幣存款擠兌，并可能引發連鎖效應。中央銀行必須向商業銀行提供更多的流動性支持。

第四，超主權數字貨幣蠢蠢欲動。

在國際貨幣體系的變局中，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美國的數字美元戰略選擇。Facebook主導的Libra，由于擁有20多億全球用戶基礎，一旦獲得西方國家的市場準入，就很有可能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的超主權數字貨幣。

一是可能沖擊主權貨幣地位。弱小國家最容易成為“貨幣替代”的目標，特別是遭遇經濟波折時，本國法定貨幣失去國民的信任，就可能被超主權數字貨幣所取代，形成超越貨幣主權的貨幣替代。

二是可能形成超越商業銀行的金融獨角獸。Libra一旦建成覆蓋全球各個角落的金融基礎設施，就可以從支付清算入手，逐步進入儲蓄、融資、投資、保險、資產交易等領域，滲透平民大眾的經濟生活，成為跨國金融獨角獸。

三是可能強化美元貨幣霸權地位。美國的國家實力領先世界。Libra屬于商業化機構發行的私人數字貨幣，在Libra掛鉤的法定貨幣中，美元所占的權重合計在60%以上。Libra或將成為數字經濟時代美國繼續推進美元貨幣霸權的工具，有可能排斥數字人民幣進入國際市場。

面向未來的金融科技創新

注目本土，我們的金融科技創新成就可圈可點；展望全球，我們面對的地域金融競爭可思可慮。面向未來，我們應該進一步提升金融科技創新的效率和品質，致力于建立面對全球的數字化金融優勢。

第一，加快實現核心技術自主自立。

我國是數據資源大國和數字化市場大國，但只是軟件弱國。從已經普及的電腦、手機，到正在深度研發的人工智能、區塊鏈，其操作系統、源代碼和算法程序等底層核心技術的知識產權，大多是由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控制的。

數字技術平等是數字經濟平等競爭的基石。即使是大國，經濟上的閉環運行一般只會降低經濟資源配置的效率，增加經濟運行的總體成本，并影響國民消費的品質。但如果在關鍵技術領域受制于人，一旦遭遇大面積封鎖，就可能造成經濟失速。因此，不僅在高端芯片等硬件制造領域，而且在核心數字技術的軟件開發領域，我國只有補齊短板，才有可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真正建立平等、互利的關系。

第二，打破制度性數據孤島。

由政府行政部門、公共服務機構、社會團體、公益組織等具有公共屬性的機構所收集和存儲的各類數據，經過脫敏處理消除個人和企業的標記之后，應屬于公共數據。目前的問題在于公共數據的部門所有制，導致制度性的數據孤島，影響公共數據資源的開放共享。例如，涉及企業法人的信用數據，分散在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工商行政管理、稅務、海關等不同的征信系統中。一些擁有企業法人數據的部門，未能支持省市一級正在建設的共享征信系統。

應該通過立法和行政指令的方式，改變公共數據的“行政部門所有制”。國家應該建立標準統一的公共統計制度，建立集中統一的公共數據庫，建立互聯共享的公共數據應用系統，形成能夠支持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應該充分挖掘公共數據，將數據挖掘結果用于宏觀經濟管理和規劃，用于供給側和需求側的結構性改革，用于產業鏈的布局和流程改進，用于城市智能管理系統；同時可以將數據挖掘結果用于扶持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用于生產商的產品和服務優化，用于經銷商的采購和物流優化。在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應該建立跨局域數據共享的征信系統，整合不同部門的數據資源，執行統一標準，采集企業和個人的金融業務、工商登記、稅費繳納、國際貿易、市場誠信等信息數據，為更多的小微企業積累信用記錄，賦予信用標記，實現信用增值。

第三，保護個人數據隱私和數據安全。

萬物互聯意味著數據的集合，但集合并不能自動解決數據孤島的問題，甚至會形成數據壟斷。技術性數據孤島當然可以成為數據占有者的資源優勢和競爭優勢，但站在國家的立場，這種數據壟斷可能妨礙公共數據發揮應有的社會價值，也有可能因商業利益或安全疏漏發生侵犯個人隱私的問題。

數字經濟時代更需要切實保護數據隱私。我個人認為，我國立法和執法的焦點在于：如何協調數字經濟社會的宏觀穩定與微觀動力，如何劃分數據資源固有的商業價值與數據挖掘應用產生的商業價值，如何平衡數據所有者的基本權利與數據占有者的商業利益。

中國的國情與西方國家不同，我們不宜照搬西方法律的具體條文，但應該強調數據所有者對隱私數據的基本權利。例如，規定企業收集及處理數據必須得到數據所有者明確的同意，規定企業不得超越約定范圍收集、處理和使用數據，同時給予數據所有者要求數據占有者刪除涉及本人隱私數據的權利。

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高度關注數據資源安全問題。正在到來的數字世界不再只是大中心的計算機系統和低速率的互聯網絡，而是中心化與分布式多元復合的架構，是超規模、超高速的數字鏈接。

據全球移動通信協會GSMA的數據測算，我國物聯網的鏈接規模，2019年約30億，2025年將達到70億。我國的5G商用于2019年10月正式啟動，到2020年10月，5G連接數已達到1.5億，居全球前列。

因此，成功運用于傳統的大集中數據庫的安全技術和管理制度，未必能夠適應新的數字世界。在數字鏈接的經濟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物與物之間的空間距離和時間距離將趨近于零。這將提供更加廣泛的便捷性，也將帶來更加直接的危險性，構成重大的安全挑戰。

我們迫切需要更新安全定義、安全技術、安全制度，構建一個全新的數字安全體系，切實保護數據資源的安全。例如，金融科技平臺必須構建用戶相互信任、信息真實對稱的技術環境，要求保證數據可靠傳輸，保護個人隱私；要求采用信息真實性交互驗證技術，建立身份認證系統，對人或物進行特征識別、時空定位和身份認證，進行用戶授權驗證和信息數據驗真，確認端對端的控制權和指揮權。

第四，構建穿透式的金融監管系統。

已經引起監管者特別關注的是，數字化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可能改變金融業的傳統模式。電商平臺、流量平臺也可以成為金融產品銷售的渠道，銀行、保險、資管和證券類的產品可以捆綁銷售或分拆銷售，已成為金融的新業態。這就需要監管創新。

人民銀行于2019年啟動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將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集成應用于建立數字化金融監管系統。這個金融科技監管系統可以對錯綜復雜的數據組進行快速解耦和組合，可以共享多方監管數據，可以執行一致化的合規標準，可以通過數據挖掘釋放數據價值，可以自動生成監管報告和解決方案。數字化金融監管系統應該由金融監管部門共建共享，應該覆蓋所有的金融機構，應該穿透不同領域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務，從而實現金融監管全流程、全方位的智能化，超越流程復雜、耗費資源的現場監管，降低監管成本和被監管成本。

第五，把數字人民幣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數字貨幣。

全球多數國家的政策態度和具體動作表明，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不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可信的技術創新和可行的制度創新所需的時間長短的問題。

數字貨幣在全球數字經濟競爭中將居于核心地位。數字貨幣既可以在本國進行境內支付或跨境支付，又可以在其他國家進行境內支付或跨境支付，這固然有利于提高支付的效率，但將裂解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和主權貨幣制度。對于發行數字貨幣的國家，數字貨幣的國際化將構成對貨幣政策設計和流動性控制的挑戰；而對于被他國數字貨幣替代的國家，本國的主權貨幣地位將面臨威脅，貨幣政策傳導的效應將被削弱，金融的穩定性風險必將放大。

我國的整體實力目前落后于美國，但經濟發展的品質和速度領先于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全球性的數字人民幣，有利于維護我國的貨幣主權，有利于保護我國的金融安全，有利于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家實力。應該努力把數字人民幣打造成全球最佳的央行數字貨幣。

首要目標是確保數字人民幣在高并發市場中的規模化可靠應用。為此必須進一步完善底層技術架構，完善應用場景設計，完善央行數字貨幣運營管理的體制機制。

我國應該加快數字金融制度建設，抓緊制定數字化金融監管、數字貨幣監管、法定數字貨幣發行等數字金融制度。在全球數字金融制度和規則的建設中，我國應該主動參與并積極爭取話語權，加強國際監管協調，促進達成監管共識，努力建立數字金融國際監管統一標準。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新浪財經

記者：陳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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