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著名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
4?28?,莫??研究院與京東數科研究院共同舉辦2020春季莫??論壇,會議主題為:“疫情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如何配合”。莫??研究院學術委員會聯席主任朱嘉明作為點評嘉賓,發表了題為“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關注的四個?法”的講話:
探討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探討宏觀經濟形勢和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及貨幣政策的內涵和量化細節是必要的。但是,也需要思考協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關思想方法。我主要提出四個思想方法問題:
1. 如何實現多目標的優化?在當前形勢下,討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的協調,甚至一體化,涉及到:(1)各自政策目標的選擇;(2)兩大政策目標的排列;(3)尋找基于兩大政策多項目標的優化組合,也就是實現“帕累托”狀態。見下圖,橫軸是貨幣政策,豎軸是財政政策,區間存在優化目標:
朱嘉明:“礦圈”有待向“礦業”突破 形成算力產業體系:金色財經現場報道,8月22日,在成都舉辦的“全球區塊鏈算力大會暨新基建礦業峰會”上,經濟學家、數字資產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朱嘉明做了主題為《算力革命和新型財富》的演講。朱嘉明表示,算力革命的本質是數據化信息存儲數量的膨脹規模與速度,在過去不足半個世紀的時間,存儲單位已從KB提升到TB。挖礦是算力和算法的試驗區,需要實現從“礦圈”到“礦業”的突破,建構支持數字經濟的基礎結構,形成與發展算力的產業體系,未來礦機應用應該更智能化、小型化、普及化,通過算力技術降低能耗。[2020/8/22]
現場 | 經濟學家朱嘉明:貨幣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全面進入更為多元化新時期:8月10日,《Libra:一種金融創新實驗》讀書論壇暨新書發布會在京舉辦。經濟學家朱嘉明現場指出,因為過去10年比特幣等加密貨幣的發展,因為Libra白皮書的出現,讓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時代,貨幣領域的理論和實踐全面進入更為多元化新時期。理論方面,貨幣數量理論,凱恩斯理論,兩者的結合以及新貨幣經濟學,加之數字貨幣引發的數字貨幣理論將同時并存。在現實貨幣金融活動和經濟生活中,主權貨幣和非主權貨幣并存的“雙軌制”,物理貨幣和虛擬貨幣并存的“新復本位制”,將同時并存。[2019/8/10]
f (X)=[f1(x),f2(X),…,fK(X)]
聲音 | 經濟學家朱嘉明:數字經濟正在經歷從歷史到未來的偉大轉折期:昨日下午,在北京舉辦主題為《2019數字經濟新趨勢》的周年慶活動上,數字經濟研究院院長朱嘉明在致辭中說:“數字經濟正在經歷從歷史到未來的偉大轉折期。我們正在經歷偉大的時代,身處之中往往無法體會到其能量。而數字資產研究院對歷史和未來都有強烈使命。”[2019/4/14]
更需要注意的是,為了滿足包括這兩大政策的優化目標,需要確定具有核心和關鍵意義的目標。這樣,就需要正視所謂的政策傾向問題:政策制定者和決策者究竟是更傾向和依重財政政策,還是更傾向和依重貨幣政策?在我看來,貨幣政策更為重要,因為M2的供給數量的目標,利率水平的目標,對其他目標都具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
現場 | 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朱嘉明:區塊鏈的本質是集群:金色財經現場報道,3月23日,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北京大學戰略研究所主辦的“金融數字創新 服務實體經濟”為主題的2019數字新金融領袖峰會上,數字資產研究院院長朱嘉明以“區塊鏈的本質是集群”為主題進行了演講。他表示目前區塊鏈概念高度國際化、普及化甚至大眾化,覆蓋到了不同社會力量,從科學界、產業界到政府。另一方面這一行業出現了種種問題——理解紛紜、難以定義、期望差異和利益導向。這一現象的深層原因是對區塊鏈理解的局限性,一方面過度關注技術本身、為發展現狀所遮蔽,忽視或者混淆了“微觀”區塊鏈和“宏觀”區塊鏈的差異。目前“區塊鏈”這一個詞已經無法承載其內涵。要突破和超越“鏈”的概念和思維,引入“群”、“集合”特別是“集群”的概念和思維,去得到區塊鏈的完整圖像。[2019/3/23]
2. 如何平衡多方博弈?“博弈”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任何政策的形成和落地,都受到相關利益群體之間的博弈影響。現實世界的復雜性在于:在任何一個國家,參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博弈群體都不是單一的,至少包括政府、企業、個人。下圖,假設存在X、Y、Z三個方面,可以發生不同的博弈組合。
更為重要的是,受制于已經形成的全球化格局,還存在不同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之間的博弈,以及諸如IMF等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參與的博弈。因此,任何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不得不考慮對其全球經濟秩序的影響,很難存在完全孤立于國際社會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例如,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就不得不評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寬松政策和0利率,甚至負利率的影響程度和方式。
3. 如何看待政策滯后?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范圍的經濟和情況瞬間萬變,“黑天鵝”和“灰犀牛現象”,更有“蝴蝶效應”的常態化。此次的新冠疫情具有相當的突發性。所以,急劇變化的外部環境不僅導致制訂政策所提供的“窗口期”極短,而且導致政府和企業的戰略和政策調整頻率加快。以下三種可能性值得重視:(1)因為制定政策需要時間,當政策制定出來,還沒有頒布和實施,“窗口期”已過;(2)“窗口期”沒有過,卻因為政策實施滯后,與“窗口期”時間錯位,嚴重影響政策效益;(3)政策實施是一個或長或短的過程,即使在“窗口期”內,卻因為政策效益的顯現過慢,人們因此失去耐心,甚至發生過早廢棄既定的政策的情況。
下圖表現的是:貨幣貶值對“經常性賬戶”的影響的滯后性,以及全過程中的不同階段。
總之,制定財政和貨幣政策,都要針對外部環境迅速變化,“窗口期”轉瞬即逝,政策實施過程的時間滯后等情況留有充分空間。
4. 如何處理政策的扭曲性?實行具有混合特征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歷史趨勢。但是需要注意到:無論政策選項多么接近優化目標,政策實施的結果都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走樣和扭曲。
造成這樣情況的原因包括:(1)信息不對稱,參與主體“共識”基礎發生變化;(2)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和利益沖突;(3)未預期的外部元素“侵入”。還有,所謂的“逆周期”,“彎道超車”等策略性選擇,也都會使得原本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發生變異情況。
以上是我希望我們在討論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融合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四個方法。
謝謝大家!
注:文中所配圖表非原創,源自公共網絡,僅為配合文中思想與文字,為讀者提供直觀效應。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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