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公益事業報告：加密貨幣能否直接改善社會問題？_SBF:HDAO

本報告通過探究加密貨幣公益事業新生世界背后的機制、敘事和個人，重點探討了加密貨幣如何最直接地改善社會問題。

來源：老雅痞

介紹

自比特幣白皮書發布以來，已經過去了十多年。在此期間，加密貨幣行業誕生了。數以百計的新區塊鏈被發布，總估值達到了萬億。數以百萬計的傳道者和懷疑論者被動員了起來。然而，當涉及到圍繞這一切的最基本問題時，仍然沒有明確的共識。那就是加密貨幣是件好東西嗎？

在本文撰寫之時，這個問題尤其尖銳——在宏觀經濟急劇下滑之際，對一些人來說，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加密貨幣是否在一年后還會存在，更不用說它對社會的影響了。我認為并希望加密貨幣的許多虛假表現在不久的將來會消失。但很明顯，構成我們所謂的加密貨幣的集體主題是不會改變的。網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心化的。在網上轉移資金仍然需要第三方。數字物品的所有權仍然模糊不清。諸如此類的問題將繼續得到解決，而那些構建解決方案的人將繼續看到經濟上的好處。這比任何一個區塊鏈都要重要。正如加密貨幣正在孕育一個新的技術類別一樣，它也孕育了一個新的技術專家類別。這些人渴望改變世界，并從他們改變世界的想法中獲得資金，這種愿望只會更加強烈。

讓我們進入加密貨幣的公益事業。加密公益不僅僅是一個充滿想象力的行業中的另一個垂直領域，它已經可以以元宇宙無法做到的方式被觸及和感受。粗略估計，在其旗幟下的年度捐贈金額已從2017年的數十萬美元增至2022年的幾十億美元。這使得加密公益事業的規模與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基金會相當。它現在是播客、會議和很多組織的核心問題。這甚至還沒有提到它在私人領域的反響，而那里往往是公益話語最受歡迎的地方。

本報告首先將帶領讀者了解加密公益事業的短暫歷史。加密貨幣是如何帶來如此多財富的？都有誰是加密貨幣公益家？加密貨幣為財富再分配帶來了哪些工具、基礎設施和機制？在建立這條基線之后，本文將討論在其之上的新興行為。加密貨幣公益家正在資助哪些類型的事情，以及如何資助？最后，我們將考慮這種新的公益范式的影響。

盡管公益事業與達沃斯有著相近的聲譽，但它不僅僅是公益盛會和美德信號。無論加密貨幣當前的宏觀經濟命運如何，這都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進步嘗試。在其加密貨幣子品種中，它已經有望影響數百萬人的生計。一方面，這篇文章是為那些從外部觀察這個陌生新世界的人準備的，他們對加密公益事業及其對世界的復雜影響感到好奇。

重要的是，這份報告也是為加密貨幣工作者和有抱負的公益家準備的。雖然它已經偏離了早期的狂熱，但加密貨幣行業仍然發現自己處于一個充滿希望和浪漫主義的時期。盡管加密貨幣的信徒們被賺錢所吸引，但許多人從事加密貨幣工作是因為其改變世界的潛力。然而過去幾年的情況表明，如果僅根據其技術優點來評估其影響，加密貨幣的成就是有局限性的。通過了解加密貨幣公益事業，我們可以對加密貨幣對世界的影響得出一個更廣泛的看法，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一個更直接的答案，即它可能如何改善人類福祉。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回答“加密貨幣是好東西嗎？”這個問題，但通過加密公益，我們至少可以研究最接近這個問題的東西。

什么是加密公益？

加密公益事業部分關注的是將不受限制的資本用于改善社會、生活、現實世界以及其間的一切。這是一種有意為之的開放式和自我定義的行為。盡管兩者之間存在合理的重疊，公益事業可以與積極資助社會進步相關聯，但與可以對那些迫切需要的人提供被動援助的慈善事業不同。所有的公益都是做好事，但并不是所有的做好事都是公益。

正如Nadia Asparouhova所說:“如果說風險投資是私人物品的風險資本，那么公益事業就是公共物品的風險資本。”在像加密貨幣這樣的行業，公共產品是由營利性實體產生的，真正的公共產品不可避免地會被剝奪優先權。公益是一種重新關注最值得資助的事情的方式。

從邏輯上講，加密公益事業中的加密指的是使用區塊鏈及其類似技術本身作為工具來實現有影響力的結果。一個經常被引用的例子是點對點金融交易，它可以幫助個人避開掠奪性的中間商。另一個例子可能是加密貨幣對推進密碼學的潛在作用，并由此產生數字隱私。最后，加密貨幣在其最廣泛的“鏈上代碼”和“鏈下社區”的定義中帶來了匯集和分配公益資金的新方式。我們可以把所有這些稱為“第一級”加密公益。

不太明顯的是，加密貨幣還指利用技術的能力來創造財富，然后將其組織并重新分配給那些不一定與加密貨幣有關的倡議。想想一個早期的Z-cash投資者，他用自己的一部分財富在尼日利亞為孤兒建立了一所學校，此外還有Vitalik Buterin資助的長壽研究。我們可以把這些東西稱為“第二級”加密公益。

把這些定義拼湊在一起，我們就可以開始理解為什么加密公益不僅僅是兩個流行語的組合。對積極影響的追求是加密貨幣過去發展和當前吸引力的根本，盡管這方面與更邪惡的用例一起被模糊了。然而，即使加密貨幣與第一級影響沒有聯系，它仍然具有很高的公益潛力。我們可以把這歸因于加密貨幣產生的大量新財富，以及這些財富不可避免地流向下游和鏈外的公益事業。

因此，加密公益應該被視為一種新的公益范式，類似于之前由技術驅動的財富繁榮帶來的劇變。就像21世紀鍍金時代的實業家和技術創新者鞏固了他們自己的公益機制和風格一樣，我們目前所處的加密貨幣熱潮中的勝利者也將如此。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它已經發生了。在個人主義的公益世界中，只需要一個特別無私的人就能創造出大量的公益成果，從而實質性地改變世界，并為其他人樹立榜樣。想想神秘的Sam Bankman-Fried吧，他是FTX的首席執行官兼創始人，也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億萬富翁。Bankman-Fried公開宣稱，他加密貨幣努力的最終目標是“賺取-給予”，這是一種與有效的利他主義運動相結合的公益風格。他的凈資產高達數百億美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經濟衰退的影響。很難夸大SBF的信仰會有多大的影響力，而他只是加密貨幣中擁有這種級別影響力的幾十個人中的一個。

歐洲央行官員：大型加密公司需要更嚴格的規則和更多的國際監管合作:金色財經報道，歐洲中央銀行 (ECB) 監事會成員Elizabeth McCaul周三在一篇博文中表示，像FTX和幣安這樣的全球主要加密貨幣公司需要更嚴格的規則和更多的國際監管合作。

McCaul是負責監管銀行的歐洲央行部門的成員，他表示，最近的監管嘗試，例如歐盟的加密貨幣資產市場監管 (MiCA)，并不能完全解決復雜的國際結構或聲稱沒有總部的“生態系統”公司的問題。加密貨幣公司需要承擔更多的法律責任。任何司法管轄區都不應允許實體在不披露其法律地位和業務負責人的情況下開展業務，即使是聲稱沒有總部的公司，例如幣安，也需要受監管。[2023/4/6 13:47:01]

不過，并不是每一個公益行為看起來都像SBF的有效利他主義。就像傳統公益可以成為空洞的信號一樣，加密公益也可以。事實上，正如我們稍后將在本文中看到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加密公益的很多東西都沒有達到Bankman-Fried設定的高標準。

我們研究和分析公益事業是因為這是一門經常回避公眾視線的學科，盡管它從根本上關心公眾的福利。因為公益事業發生在一個人變得富有之后，所以它往往被視為甜點而不是主菜。但對于受其影響的個人來說，這種框架是無關緊要的。公益事業可以產生同樣令人振奮和令人恐懼的結果。然而，由于它通常難以辨認，我們很難正確地判斷它是否出于正確的原因，或者它是否產生了影響。在加密貨幣這樣一個非常強調技術本身的根本潛力的行業，將影響力的定義轉向以慈善為中心，可以從更全面的角度來看待加密貨幣如何造福社會。

加密貨幣產生財富，財富產生公益

關于加密貨幣，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使某些人變得多么富有。財富的快速積累是投機性泡沫的必然結果。但是加密貨幣是一個泡沫嗎？如果是的話，它不太符合歷史先例。

郁金香或鐵路狂熱只經歷了一次明顯的投機繁榮和持續數年的蕭條，而加密貨幣的投機已經持續了十多年。有比特幣泡沫，但也有ApeCoin泡沫，它們同時相關，但完全不同。

這里要說明的是，無論你把它稱為泡沫、狂熱還是寒武紀爆發，加密貨幣已經找到了一種方式，在最近的高峰時期創造了超過1萬億美元的價值，在目前的低迷時期仍至少有數千億美元的價值。它將這些價值聚集到愿意承擔巨大風險的個人身上。公益家的典型形象是中年實業家，在其職業生涯中，他的穩定的管理使他們擁有專業知識和資本來創辦自己的基金會。如果這個形象是一個押了幾次好賭注的20多歲的孩子，短短幾年就脫貧積累的大量財富，會發生什么呢？

加密貨幣財富圖譜的低端是與加密貨幣的主要互動形式是散戶投資、日間交易和各種流動性供應頭寸的個人。加密貨幣創造的財富在數十萬到數百萬之間——相對于普通公民來說，這是一筆非常大的財富，但在公益事業的背景下，這并不是一筆難以想象的巨款——我們看到很少有人愿意把這些財富捐出去。這是由于在考慮有意給予之前將財富花在個人事務上的直覺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用比特幣購買牛排、游艇和蘭博基尼的meme對許多加密領域的人來說是一種真誠的動力。此外，也有關于償還學生貸款或為媽媽買房子的不那么享樂主義的軼事。當利他行為出現時，它往往以慈善的形式出現在公益之前。

盡管市場存在短期波動，但加密貨幣領域已經出現了許多贏得游戲的個人。對于這個群體來說，他們的財富不是來自于散戶投資，而是來自積極為加密貨幣領域和周圍的公司和基礎設施做出貢獻。像布萊恩·阿姆斯特朗、趙長鵬或前面提到的山姆·班克曼·弗里德等人通過創建加密貨幣交易所而獲得了驚人的財富。另一個常見的賺錢途徑是通過協議創建和/或管理實現財富增值。Uniswap的創建者Hayden Adams和Ethereum的創建者Vitalik Buterin擁有他們項目的數億美元的token。所有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開始從事公益行為，其性質將在下文討論。

從歷史上看，只有這類億萬富翁才會追求真正的公益事業。但加密貨幣似乎準備改變這一現狀，使那些處于較低財富等級的人更容易協調匯集和分配資金。這是否會使資本慈善事業的財務門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低呢？

加密貨幣產生了新的財富分配機制

在加密貨幣的背景下，財富已經在“鏈上”產生(主要以加密資產的形式)，我們需要了解這些財富最終如何轉移到能夠產生影響的組織和個人手中。加密貨幣已經開發了新的資本布局和聚合機制，以及指導這一過程的使用模式和位于其上的界面。

DAO和其他集體決策機構有潛力使公益實踐超越其作為一個閉門造車的個人主義學科的聲譽。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許多DAO已經在參與公益實踐。

另一方面，仍然有大量的個人捐贈者。有時他們甚至是匿名的。他們也受到了公益資本在加密貨幣中流動的新方式的影響。

將所有這些參考點作為對社會進步具有實際意義的新現象來進行清晰的解讀是至關重要的，即使目前它們看起來像是加密貨幣內部團體的激情項目。

眾籌、DAO和偶然的公益

眾籌是加密貨幣的核心交易原語。眾籌絕不是一個新概念，特別是在利他主義背景下。但加密貨幣采用了這一原語，并將其體現在其意識形態和技術中。這種情緒似乎是“我們一起可以購買任何東西，擁有任何東西，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簡化財務協調的其他工具(如多簽名錢包和團體競標平臺)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趨勢。無論信任、許可或財務貢獻水平如何，所有這些工具在加密貨幣用戶身上提煉出了一種經濟一致感。僅僅擁有共同的興趣就足以成為合作的理由。

DAO的概念已經成為加密貨幣背景下任何類型的協調團體的總稱。這部分是由于其靈活性。DAO不僅僅是一個共享錢包。它們可以組成從社交俱樂部、貿易團體，到個人公司的許多不同的方案。只要有共同的興趣愛好，就足以形成一個DAO。DAO可以采取的一種組成方式是眾籌DAO。在這種形式中，參與者為了集體購買力而協調人群籌集資金。

福克斯記者：SEC注冊對加密公司來說成本很高:3月3日消息，福克斯商業新聞記者Eleanor Terrett在推特上表示，今天和加密交易平臺INX聊了聊他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注冊的程序(他們用F-1招股說明書進行了IPO)。他們告訴我，從2018年開始的整個過程耗時953天，花費了約200萬美元的法律費用。這是加密公司在SEC注冊所花費的時間和成本的一個例子。我還了解到，目前有少數公司“辛苦地”通過Reg a注冊程序，一些公司選擇提交Reg D或Reg S注冊，這些注冊不受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審查，但只允許公司吸引合格投資者，而不是公眾。[2023/3/3 12:40:54]

這類DAO的一個著名示例是憲法DAO，它使用名為Juicebox的工具匯集資金，試圖購買美國憲法的副本。同樣地，SpiceDAO也為購買Alejandro Jodorowsky的《沙丘》而籌集資金。即使只有SpiceDAO成功地購買了它的目標，但從這兩個組織中學到的東西是相同的。由于美國證券法禁止向未經認證的投資者出售商業資產，參與這些類型的眾籌DAO并不會授予擁有稀有書籍或文件等資本的法人實體的部分所有權。相反，參與者會被授予治理token，這些token只代表對指導自有資產管理的戰略決策的控制權。因此，這些組織實際上可以被視為一種公益形式，其基礎是純粹為了管理或推進意識形態而匯集資金。通過眾籌DAO，一種偶然的公益事業取代了經濟回報的承諾。

當然，SpiceDAO和ConstitutionDAO背后的公益原則也可以應用于更有目的性的用例中。有跡象表明，為科學研究等事業領域提供資金的DAO正在涌現。雖然DAO的實際效用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證實，但通過引入團體協調和資金匯集的機制，DAO成為了傳統的個人主義公益實踐的有趣陪襯。DAO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僅是因為它們降低了公益事業的進入成本，還因為它們嘗試了群體決策。比起根據個人的喜好來決定公益事業，許多人可以在談判桌上進行更細致入微的對話。

通過在共同目標的旗幟下匯集和分配個人的資金，DAO有可能參與規模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公益事業。

因此，我們也看到了不是集體籌資，而是集體分配資金的DAO的初步跡象。像Big Green這樣的非營利組織正在利用DAO的治理功能促進公益資助。目前還不確定這種模式實施后將如何改進非營利組織管理的標準非加密結構。對于Big Green來說，他們的愿望是讓DAO作為一種平衡機制，通過向那些本來處于戰略考慮末端的實踐者提供投票權來顛覆資助者和受助者之間的關系。DAO有可能改善這些長期困擾資助機構的問題。也有可能“impact DAO”只是一個當你拿著錘子時，一切看起來都像釘子的例子。只有通過繁忙的公益事業和它對受益人的現實影響之間的緊密反饋循環，impact DAO才能避免這種命運。

NFT：利他主義的象征

在美國2000年代中期的一段短暫的時間里，似乎每個人都戴著刻著“LIVESTRONG”字樣的黃色橡膠手環。為支持蘭斯·阿姆斯特朗的Livestrong基金會的癌癥研究工作，耐克生產和銷售的這些手環既是一種時尚物品，也是一種利他主義的象征。這一營銷策略總共籌集了超過1億美元的資金，這證明了當積極的道德強化遇到社會信號壓力時，可能導致是一個重要的利他結果。

隨著NFT的興起，我們看到了從公益手環時代學到的一些經驗教訓。就像NFT可以作為個人藝術品一樣，它們也可以作為參與徽章和群體內的信號功能。POAP(出席證明協議)NFT已經成為向他人發出你參加了活動和會議（通常是加密貨幣類）的信號的流行方式。將“PFP”(個人資料照片)NFT顯示為twitter頭像是NFT利用強大信號效應的另一個例子。同樣，不難想象NFT可以發出美德或利他主義的信號。事實證明，這樣的token有很多，而它們實際上是NFT有史以來價格最高的token之一。

DeFi的美學理念流向捐贈平臺

加密貨幣擁抱了鏈上和鏈下的可組合性。鏈上原語(如DAO和NFT)伴隨著鏈下習慣、行為和美學。在加密貨幣世界的鏈下習慣中，最重要的是DeFi平臺精致的界面和以錢包為中心的用戶體驗。web3美學的無處不在意味著它開始轉向了與加密貨幣相關的產品，比如與 DeFi 沒有太大關系的捐贈平臺。

在一個比較著名的加密貨幣捐贈平臺Endaoment上，我們看到了web3美學的充分展示。另一個流行的捐贈平臺Giving Block沒有達到像Endaoment那樣的界面優化水平，但它保留了簡化交易觸發的web3 UX原則，并普遍呼吁了更金融化的捐贈風格(例如，Giving Blocks提供“影響指數基金”)。

加密原生捐贈平臺背后的假設是，它們通過與它們效仿的DeFi平臺建立對稱性來推動捐款的增加。流動性挖掘與選擇和向慈善機構捐款沒有任何關系。但是，如果這兩種類型的交易只是在審美層面上的鏡像，它會讓來自DeFi背景的用戶感覺他們是在進行流動性挖掘，而實際上是在向慈善機構捐款。

在加密貨幣領域，有類似于DeFi產品的捐贈平臺，也有具有捐贈平臺特征的DeFi產品。在最簡單的層面上，這表現為與允許用戶進行小額捐贈的交易層相鄰的流程，類似于雜貨店收銀臺通道上的硬幣罐。一個著名的例子是Uniswap為了支持烏克蘭的戰爭而發布的捐贈“swap”功能。支持這種捐贈機制的原則很簡單。盡可能地接近資金流，讓其中一些流向公益事業。這種策略有效的原因同時也是它的缺點。有時被動的公益是合適的，但有時公益需要更深入的考慮和更有目的性的資金捐助，而這不是一個精簡的存錢罐所能提供的。也許戰時援助并不是最好的選擇？或者即使它是，也許它應該得到比殘羹剩飯更多的東西？

法國國民議會就強制性加密公司許可進行投票:金色財經報道，法國就一項針對加密貨幣公司的新監管制度將于周二晚上在該國國民議會進行投票。法國立法者正在討論是否在歐盟范圍內的法規于2024年底生效之前對數字資產服務提供商實施強制許可。?

社會自由主義參議員Hervé Maurey最初提議，數字資產公司應在今年10月之前獲得強制許可。這受到了加密行業的冷遇，因為沒有一家公司獲得難以獲得的認證，目前這是可選的。?

Hervé Maurey表示，最近 FTX 的破產凸顯了任何加密資產投資的固有風險，尤其是當公司在任何監管之外運營時，他對一項更廣泛的歐盟法律法案提出了修正案。除了 Maurey 的修正案外，國民議會還將權衡其他兩項：一項將許可截止日期推遲，為公司提供更多時間，另一項將以更簡單的注冊取代強制許可。?[2023/1/24 11:28:24]

程序化捐贈和協議財政分散

FTX、Sandclock、Pupper和Bail Bloc都(在不同程度上認真地)將這個交易層的概念進一步深化，將公益捐款硬編碼到其用例的基本邏輯中。對于Sandclock來說，這意味著通過編程將收益轉化為預先設定的公益機構的可減稅捐款。在Bail Bloc的例子中，用戶可以利用他們個人電腦的閑置計算能力來挖掘Monero，然后自動捐贈給非營利組織，以籌集社區保釋基金。對于FTX來說，這僅僅意味著對所有交易收取1%的費用，并將其捐贈給有效的公益機構組合。就FTX的運營規模而言，這種方式已經產生了超過2000萬美元的捐款。

在DeFi的背景下，協議及其國庫通常由治理token持有者社區管理，該投票機構可以做出的一個假設決定是將這些資金的一部分分配給公益事業或公共產品。我們可以把這種行為稱為“無頭企業社會責任”的眾多行為之一。想象一下這樣一個假設場景很有趣:一個治理機構投票來實現一些功能，例如FTX在協議層面上向公益機構收取1%的費用。這不僅僅是一次性的公益捐贈，這一審議開始看起來像是創建一個定制稅收體系——這是一種令人信服的方式，可以超越目前的極簡主義狀態來發展協議治理。

二次投票與追溯性公共產品資助

二次投票和追溯性公共產品資助非常獨特，但對公益資助的過程有所影響。兩者都是以激勵設計為手段，推動更多的人參與到公共產品資助中來，但在更好的公共產品選擇方面，它們并沒有太多的貢獻。

二次融資是一種系統，通過該系統，對一組項目的資金貢獻者可以根據每個項目的貢獻者的數量獲得匹配的資金。其理念是，更多的人向一個項目貢獻較小的金額，比更少的人向一個項目貢獻較大的金額更可取。這有助于激勵項目的多樣性，并“將權力推向邊緣，遠離鯨魚和其他中央權力掮客。”二次融資已經成為Gitcoin授權項目的核心機制，該項目試圖改善傳統的1美元1票匹配模式中存在的裙帶關系風險。

與項目開始時的資助不同，追溯性公共產品資助是指在項目存在一段時間后，根據其影響的證據為其提供資助。資金的數量和方向是基于結果預測的，目前這是一種具有某一主題領域專長的投票委員會的花哨說法。這種機制在Optimism Ethererum擴展生態系統中得到了顯著的開發和使用。

雖然在資助以太坊公共產品的狹義背景下很有用，但二次投票和追溯性公共產品資助不應被誤認為是尋找資本的解決方案，也不應優先考慮哪些類型的問題值得首先資助。如果Gitcoin和Optimism想被認為是合適的公益工具(而不僅僅是開源贊助的新系統)，他們可以擴展其對影響力的定義。到目前為止，他們的計劃是以軟件為中心的。

合法性與匿名性的結合

加密公益向我們展示了一種不尋常的匿名動態。在傳統的公益背景下，我們習慣于知道資助者是誰。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我認知的原因，比如一個家庭的名字被刻在藝術博物館的側翼上。這也是出于法律原因。注冊的非營利組織即使不公開披露他們的捐贈者是誰，出于責任和稅收的考慮，也需要遵守KYC的規定。

加密貨幣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得真正的匿名想法被接受，即使捐贈交易本身是公開的，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打開錢包并公開列出捐款地址的公益機構本質上是在創建一個單向通道，通過這個通道，任何個人都可以進行捐贈。這方面最具歷史意義的例子是5500萬美元的Pineapple Fund，該基金向60個經匿名捐贈者審查的不同慈善機構發放了500萬美元的大額贈款。

Pineapple Fund之所以被譽為有影響力的公益事業的光輝典范，大概是由匿名的選擇決定的。但匿名會帶來更糟糕的情況嗎？最近，一名加密黑客利用Beanstalk竊取了1.81億美元，但在此之后，他為烏克蘭的戰爭捐贈了25萬美元。如果這些資金是捐贈的，我們就會知道它們的惡意來源，但如果黑客成功洗錢，然后以新發現的匿名方式捐贈這些資金呢？如果這筆捐款不是用于道德上可以接受的烏克蘭戰爭，而是用于俄羅斯的戰爭呢？那么我們可以看到匿名將如何開始適得其反。雖然我個人并不認為匿名的潛在負面影響超過了正面影響，但了解這種機制帶來的意外后果是很重要的。

加密貨幣領域出現的公益行為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看到了加密貨幣如何催生了大量新發現的財富和相應的公益階層。我們還看到了加密貨幣如何帶來了匯聚和捐贈資金的新方式。我們已經討論了加密公益的“方式”，但我們還沒有真正討論“內容”。“加密公益人士實際上資助了什么？”加密公益人士們試圖通過哪些方式改變世界？

在不太遙遠的過去，你可以用手指數出歷史上所有通過加密貨幣收益進行捐贈的例子。現在，這個捐贈利基已經變得如此多樣和龐大，以至于不容易用一個線性描述來捕捉它的運作情況。因此，我將嘗試記錄一份非詳盡的清單，列出我認為在加密公益界出現的最引人注目的故事。

土耳其頒布總統令，加密公司需遵守洗錢法規:根據周六在《官方公報》上發布的總統令，土耳其將加密貨幣資產公司列入需要遵守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規定的機構名單。該決定從發布起即刻生效，將使得金融監管機構更容易調查加密貨幣資產。（彭博社）[2021/5/1 21:16:23]

首先，我將討論可以被認為是一級加密公益的干預措施，正如它們在介紹中被標記的那樣。這些計劃圍繞著主要功能是使用加密貨幣的項目的公益資助。

從這里，我將把范圍擴大到第二級加密公益——由加密貨幣帶來的財富刺激的項目，但不一定涉及加密貨幣的使用。

第一級加密公益事業

首先想想加密貨幣最初的口號:無許可的金融工具和手段，包括安全的價值儲存、更便宜、更容易獲得的貸款、穩定幣等等。雖然目前大多數“DeFi”的用例都集中在自我交易和高度金融化上，但不難想象，未來的DeFi會為那些實際上被傳統金融部門剝奪了權利的人服務。例如，數字貨幣，特別是穩定幣在阿富汗等戰爭活躍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在那里，金融服務提供商因擔心欺詐和洗錢而逃離。

定義加密貨幣公平效用的另一種方法是將其作為公共產品。事實上，這種觀點已經在加密貨幣的支持者中占據了相當大的地位。但是，正如哈特、洛蒂和肖林所指出的，將加密貨幣作為公共利益的框架很容易受到短視定義的影響。一個人所謂的公共產品實際上可能只是一個開源軟件框架，這在實踐中只惠及一小部分人。為了讓某樣東西成為真正的公共產品，它的利益必須讓公眾中的每個人都能自由獲取，而不僅僅是假設性地獲得。

權衡利弊后，我們會發現加密貨幣的影響與財務回報的隱性承諾之間存在的爭議，更不用說圍繞著加密貨幣的各種嚴重的負面外部性（如其碳排放情況或其孵化的有害龐氏騙局），大多數用例都不被認為是有價值的公益行動。即使是在ReFi這樣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其影響的情況下，其大量投機的收入模式意味著ReFi機構經常在沒有公益資本注入的情況下獲得了充足的資金。想象一下給特斯拉捐款的情景。

如果要說加密貨幣的第一級影響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它的潛力是巨大的，但由于無法專注于如何讓最需要它的人受益，它將繼續受到阻礙。為了解除其被誤導的進程，并避免圍繞著一項對用戶來說最終價值未實現的技術的價格波動，加密貨幣需要不受鯨魚用戶利益影響的，更明確的目的驅動型利潤。它還將受益于更多以人類效用為中心的非營利研究組織。第一級加密公益有機會資助和創建更多這類實體。

第二級加密公益事業

雖然加密貨幣有潛在的可取之處，但它并不是解決諸如提供清潔水和衛生設施等嚴峻發展挑戰的靈丹妙藥。與其說它是解決方案，不如說它只是一個起點。就像洛克菲勒基金會與宣傳石油沒有什么關系一樣，第二級加密公益只是將加密貨幣作為一種創造財富的手段和公益貨幣，而不一定是公益本身的內容焦點。

組織公益和公益資本主義——以馬耳他的幣安公益為例

我們可以先把 "公益資本主義 "分離出來，有些人用它來指代以明確的自我利益為目的的慈善行為。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企業開展綠色環保的企業社會責任工作，旨在增強公眾輿論。想想殼牌基金會的國際發展倡議，或者 Mr. Beast的內容驅動型公益事業。

加密貨幣領域并不缺乏看起來像公益資本主義的公益活動。大多數情況下，它是通過公司和項目的交易發生的。加密貨幣領域的組織公益事業與個人公益事業有著相同的前提——有人創造并控制了一大批經歷了歷史性價格上漲的token。就像項目創始人一樣，加密貨幣組織通常通過具有資助能力的基金會為載體，持有大量自己的token。這種行為的一個顯著例子是交易所公司幣安和它的原生Binance Coin。四年前剛推出時，一枚Binance Coin的價格是4美元，而現在，即使在市場急劇下滑的情況下，它的價格也達到了280美元。這種巨大的投機性上行優勢為幣安等公司提供了基本免費的彈藥來推進其事業，只要這些事業接受加密貨幣捐款。

在過去幾年里，我們看到幣安在與馬耳他打交道時非常頻繁地使用了這一策略。在2018年全球監管不確定的情況下，馬耳他默許向幣安提供避風港，以建立其歐盟活動的總部和運營基地。隨后，幣安立即通過Binance Charity向馬耳他社區公益金基金會捐贈了價值20萬美元(當時)的Binance Coins。兩年后，馬耳他金融服務管理局開始改變其開放的立場，這部分是由于擔心幣安被用于洗錢。也是在這個時候，幣安撤回了其在當地被用于資助絕癥患者的治療和支持的捐款。幣安在2021年被這家馬耳他公益機構起訴，原因是他們未能轉移已經增值到800萬美元的捐款。幣安聲稱，他們撤回捐款的原因是最初的捐款條款沒有得到履行。聲明稱，這筆捐款的條件是能夠直接將Binance Coin轉移給公益機構的受益人。雖然這似乎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原則，但讓1.5萬名癌癥晚期患者每人都擁有支持Binance Coin的加密錢包，從而獲得800萬美元的捐贈是不切實際的。

提出這個混亂的故事并不是為了說教幣安在這種情況下所扮演的角色，而是為了明確其公益動機。我們不能說幣安捐贈這筆錢純粹是“壞事”，尤其是考慮到該公司似乎有切實的動機(以訴訟威脅或其他方式)履行其條款。僅僅因為公益是為了公共關系而進行的，并不會自動使其影響變得無用。Binance Charity平臺下的其他項目似乎真的很有影響力。但它們不排除會給下游受益者帶來不同的可能性。因此，監管機構需要調查公益資本家的主要動機(公開的或非公開的)，以減少他們的倡議事與愿違的可能性。

貨幣波動和法律風險——捐贈(和接受)加密貨幣如何使公益事業復雜化

另一個有趣的故事是，幣安對一家小型慈善機構的捐贈得到了戲劇性的升值。在未能發送并因此兌現后，該慈善機構的幣安token從2018年的20萬美元飆升至2021年的近1000萬美元。目前它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從現在開始，它很容易就會有幾百萬的增加或減少。盡管這是一個例外，但對于接受加密公益的組織來說，這是一個有趣的案例研究。

荷蘭ING銀行制定協議以使加密公司滿足FATF新規:荷蘭銀行ING Bank已經制定了一項協議，以協助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對加密交易所和數字資產交易公司的旅行規則要求。該協議目前被稱為旅行規則協議（Travel Rule Protocol，簡稱TRP），這一解決方案也得到了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富達數字資產（Fidelity Digital Assets）和BitGo和其他一些來自加密領域的公司的支持。（Coindesk）[2020/6/23]

絕大多數的加密公益捐款都是用加密貨幣而不是美元轉賬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擁有大量特定項目的價格大幅上漲的token而產生的加密財富有關。它還與直接捐贈資產而不是先套現的稅收優勢有關，后者會引發持有者的資本收益事件。

通過接受加密貨幣的捐贈，非營利組織可以將這些資金兌換成法定貨幣。這個過程并不容易，也不便宜。它的困難催生了可以快速地以少量費用進行交易的小型中介行業。與能夠從快速增長的捐贈者基礎上接受捐贈的凈收益相比，這些費用通常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對于已經在技術債務中掙扎的非營利組織來說，建立這種中介關系的技術障礙往往太高。即使建立了一個交易機制，如果它不是即時的，在非營利組織不得不處理價格的急劇下降而陷入交易僵局時，會發生什么？密切關注那些能夠通過這些障礙的非營利組織和那些不能通過這些障礙的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不平等現象將是非常重要的。

加密貨幣捐款的波動性使得報告變得非常困難。非營利組織必須在透明度和報告方面達到高標準。在許多司法管轄區，它們被要求向公眾和稅務機構提交年度報告，記錄其財務狀況。加密貨幣價格的波動使得這種以時間點為中心、以pdf為中心的報告實踐成為非營利組織管理者的一大難題。同樣，捐贈價值的變化也使得分析公益事業變得非常困難。

還有經濟刺激組織的情況，它們的業務以不穩定的加密貨幣的分配和交換為基礎。作為一種理想的經濟增長工具，GiveCrypto、各種加密城市項目，以及最引人注目的薩爾瓦多國家都是以加密貨幣為中心的例子。在捐贈者看來，使用比特幣作為公益貨幣可能是一種將好處傳遞給受益人的創新策略。但token價格并不總是上漲，價格暴跌可能會給已經面臨金融脆弱性的人群帶來災難。

最后，用加密貨幣資助公益事業意味著公益活動可能會遇到法律挑戰。加密貨幣存在于監管的灰色地帶。在美國等司法管轄區，這可能只是意味著稅收方面的不確定性，直到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就哪些加密貨幣實際上是貨幣，哪些是證券給出更明確的指導。在印度和中國等地，交易加密貨幣是非法的。當然有辦法繞過這個問題，但在實踐中，這意味著謹慎的公益機構要避免在敏感的地區運作。考慮到正是這些地區的無許可貨幣往往具有最大的潛在影響，這是一個重大的障礙。鑒于這些挑戰，以及加密貨幣對一些人來說的普遍污名，一些非營利組織已經完全拒絕接受加密貨幣捐款。

Aping進公益事業，FOMO進程——加密貨幣投資的心理

加密時代精神的一個標志是，一旦你看到投機的機會，就迅速動員起來。當任何東西都可以被token化和無許可交易時，任何東西都可以變成提供先行者優勢的投資。這不僅僅是一種投資策略，它還培養了一種可以適用于各種非投資行為的新的思維習慣。你可以ape進朋友在Twitter上發布的NFT項目，但你也可以ape工作機會，ape夜間計劃。當這種心態與“FOMO”結合在一起時，就會變得更加難以抗拒。你得到的不僅是一種ape某件事的個人主義動機，而且還有其他人也在這樣做的額外同伴壓力。這種心理雞尾酒為快速的團體動員創造了條件。在加密貨幣中，只需要一條病式傳播的推文、一個ETH地址和幾個小時，就能讓數億美元的資金流入一種全新的資產或工具。

這種態度既適用于投資資產，也適用于捐贈。雖然它可以增加參與，但這是追求公益事業的最佳心態嗎？還是說它更適合于分配援助的情況？

一種有點憤世嫉俗的解讀是，投身公益事業看起來就像其他任何自利的加密貨幣行為。它是一種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動機，以松散的行善為次要動機的交易。這里的例子包括之前提到的公益token或向公益事業捐贈交易費用的NFT。一個更明確的例子是，有人由于希望得到傳聞中token空投的白名單而向烏克蘭的戰爭行動捐贈ETH。如果動作足夠快，你不僅可以擁有蛋糕，你還可以吃掉它。

但也有很多來自加密貨幣社區的慈善行為的例子并沒有帶著交換條件。在2021年春天印度爆發德爾塔病變種期間，我們看到加密貨幣社區非常迅速和令人印象深刻地圍繞援助的分配動員了起來。CryptoRelief似乎在一夜之間成立，Vitalik Buterin將空投給他的價值10億美元的SHIB轉贈了過去。雖然該組織最初在加密貨幣捐款轉化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難，但他們最終能夠分發超過5500萬美元的贈款。

CryptoRelief成立和吸收資本的權宜之計部分與印度危機的緊迫性有關。即使現在感覺像是一個遙遠的記憶，但在2021年春天，印度的疫情災難是全世界巨大的同情之源。雖然這種同情是普遍的，但加密貨幣在快速協調、匯集資金并將其分發給需要的人的能力方面確實可能與其他群體區別開來。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可以把整個加密twitter看作是一個超負荷的GoFundMe頁面，在那里，移除中介與ape/FOMO的思維模式相結合，為公益行為的飛輪提供了便利。

雖然加密社區可以為疫情救濟或烏克蘭戰爭等事業如此多且快的籌集到資金是了不起的，但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這些快速動員的時間也會產生負面的后果。盡管發送ETH不需要中介，但從根本上說，創造積極的慈善成果是需要中介的。加密捐款需要轉換成當地的法定貨幣，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人能夠勝任地評估發送這些錢的最佳地點。過度潤滑公益過程的危險之處在于籌資策略的重要性可能被忽視。做慈善可能就像黑掉一個網站和一個錢包一樣容易，但做好慈善是一個考慮成本和效益的過程，即使是專家也會出錯。

這一觀點表明，對加密原生慈善中間人的需求正在增加。這些行動者能夠平等地跨越這兩個世界，并可靠地引導善意的捐助者取得最具影響力的結果。

最后值得考慮的是，加密貨幣心態如何不僅適用于人道主義援助，還適用于沒有預先確定資金渠道且會顯露出捐贈者個人野心的公益事業。在這篇文章的其他地方已經指出，很難描述非軼事的公益事業趨勢。公益人士在多元的環境下運作，他們的財務獨立意味著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加密企業家之間的文化一致性意味著即使他們關注的原因不同，他們也會采取相同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認為加密工作者松散地繼承了技術工作者的理性主義血統，但又增加了一種虛無主義和怪異感。

2010年代科技時代精神的許多標志性特征已經進入了Open Philanthropy和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等以科技為基礎的基金會。這些組織訴諸于證據、指標、理性主義和和遠大的雄心。加密貨幣版本的這些行業反映的公益價值觀會是什么樣子？我們可能會期待一些揮之不去的理性主義進入畫面，但加密行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非理性。

密碼朋克的愿景、科學進步和長壽研究

比“lulz”更具體的是，到目前為止，加密公益可以被歸納為幾個主。這些利基市場向我們表明，改變世界的資金已經流向了某些類型的公益活動。

一個團體松散地圍繞著加密朋克意識形態的傳播。2011年，當比特幣是唯一重要的加密貨幣時，捐贈者們總計向電子前沿基金會捐贈了3505枚比特幣。近十年后，NFT的最高售價是拍出540萬美元的Edward Snowden的Stay Free。一年后，FreeRoss DAO組織再次打破記錄，斥資620萬美元收購NFT以支持絲綢之路創始人Ross Ulbricht。盡管有這些高調的捐贈，但很難確定加密公益人士對加密朋克價值觀的吸引力有多大。沒有加密原生的EFF，甚至也沒有一個教授信息安全最佳實踐的非營利組織。也許這是加密貨幣在過去十年中經歷的價值漂移的產物。也許支持隱私的運動會因地緣格局的未來變化而具有新的意義。

但有一條非常清晰的現代路線可以追溯到加密貨幣的密碼朋克起源。那就是以科學進步的形式出現的延緩(甚至逆轉)衰老的科學。像哈爾·芬尼這樣的前比特幣加密貨幣愛好者對這一領域表現出了興趣，而且這種聯系從未真正消失。如果說Vitalik Buterin在某種程度上是加密貨幣的公益領袖，那么長壽是他最重視的問題之一，他已經為此資助了數億美元。

我們不僅看到了維塔利克對長壽研究的慷慨支持。VitaDAO和NewLimit主要從盈利的角度表現出了興趣，但通過獎學金來維持公益運作。Impetus Grants為長壽研究投入了數千萬美元，其中大部分資金來自Astera Instistute等加密貨幣財富的捐贈。

長壽研究之所以對捐贈者有吸引力，或許除了它的密碼朋克感之外，還因為它很好地適應了當代圍繞加速科學研究步伐的運動。無論是“快速資助”式的撥款，還是加密原生的“DeSci”(去中心化科學)運動，這兩種方法都支持那些不會優先獲得NSF撥款的資助計劃。考慮到它的新穎性、潛在的優勢、怪異性和利基地位，長壽研究成為加密貨幣公益人士最喜歡的目標是有道理的。

有效利他行為與SBF效應

除了長壽研究，加密公益的另一個明確焦點是有效利他主義(EA)。有效利他主義是一門公益學科，關注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來做盡可能多的好事。它根據證據和影響原因選擇事業領域。通常情況下，EA最終會專注于降低存在的風險，或干預被忽視的全球健康領域。雖然EA近年來在技術領域越來越受歡迎，但加密貨幣和EA之間的聯系主要是特定個人和小樣本的故事。維塔利克再次值得一提，他向GiveWell捐贈了5400萬美元。BitMEX交易所創始人、“Giving What You Can”承諾簽署人本·迪洛也是如此。但每當討論EA和加密公益事業時，最重要的名字無疑是Sam Bankman Fried。

SBF是加密貨幣領域的一個異類。早在他開始致力于自己的交易平臺FTX之前，SBF便致力于EA的原則，特別是一種名為“earning-to-give”的職業路徑，即個人致力于賺取盡可能多的錢，并將其捐贈給有效的公益機構。在為自己的職業生涯設定了這個目標之后，許多因素共同作用，使SBF走上了成為世界上30歲以下最富有的人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SBF積累了數百億美元的資金，同時保持著將這些錢全部捐出去的明確目標。

盡管SBF已經并將繼續提供大量的捐款，但他最近透露了他支持EA的價值觀的第一個主要工具。2022年初，FTX基金會啟動了未來基金，這是一個每年1億美元的資助機構，旨在解決一系列一方面涉足 EA，另一方面正在進行研究的事業領域。盡管資助對象剛剛公布，但已經很明顯的是，未來基金對資助同樣具有影響力的非常規項目情有獨鐘，這往往是公益事業在最佳狀態時達到的平衡。“空間治理”是未來基金尋求支持的一個新事業領域的例子。

SBF以他的財富規模和對公益事業的高度投入獨當一幟。盡管SBF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他并沒有明顯地激勵其他加密貨幣行業的人追隨他在EA的腳步，甚至也沒有模仿他在任何其他公益領域的earning-to-give風格。有些人可能會覺得SBF工裝短褲的生活方式很可愛，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會采納他的功利主義價值觀。也許這是因為他的崛起時間太短，要讓他對加密貨幣同行的公益抱負產生影響，還需要更多時間。或者，SBF的崇高理想與普通加密貨幣兄弟的物質動機之間存在著不可跨越的鴻溝。還有很多人對有效的利他主義不感興趣，認為SBF的earning-to-give途徑只是漫長的公益事業歷史中的另一個章節。這個陣營質疑“行善”是否可以為激進的逐利行為辯護。

對于自稱degen的加密貨幣散戶階層來說，SBF的有效利他主義被看作是對榨取性商業策略的掩飾，例如故意造成市場低迷，以清算保證金交易和收購不良商業資產。

加密公益的未來遺產

公益事業經常因為其內在的虛偽而受到抨擊。如果上游的資金來源對社會有害，那么下游的公益又有什么好處呢？如此艱難的比較使得許多公益項目的成果難以概括，只能說“它很復雜”。對于SBF來說，FTX作為一個類似龐氏騙局的數字資產賭場的聲譽使他的公益事業的道德地位變得復雜。在某類反體制的價值投資者眼中，SBF的商業行為就像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的銀行家的行為一樣不道德。與此同時，可能從來沒有一個人像SBF一樣致力于大規模的、有影響力的公益事業。

正視公益事業的矛盾是社會對如何解決其丑惡問題的一種健康反映。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財富不平等以及相應的精英階層對機構的控制。但“億萬富翁是壞的嗎?”或者“加密貨幣不好嗎?”的問題，與“公益不好嗎?”明顯不同，而那些關注進步的人需要能夠將這兩類區分開來。衡量SBF所謂的負面商業外部性與他的公益事業的正面外部性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在美國(以及巴哈馬群島)，目前的稅收和證券監管方式使FTX完全合法化。根據基礎法，FTX基金會可以自由支配資金。在這些法律改變之前，或者在SBF被發現違反這些法律之前，我們應該把公益事業視為這個體系中出現的副產品，并將其看作是一種應該根據其本身的優點來判斷的獨立行為。

雖然有一些公益事業的例子（尤其是企業公益事業）純粹是為了提升企業的負面聲譽，但大多數公益事業都是出于良好的意圖。加密公益事業也是如此。不過，良好的意圖也僅此而已。應該由公眾與第四產業合作，來評估任何特定的公益項目的良好意圖和積極影響之間的差異。在美國這樣的立法背景下，公益事業是財富創造不可避免的副產品，，而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以財富創造為主要動力的社會。我們需要把公益事業當作集體進步的核心動力，而不是富人的寵物計劃。

加密公益的不足之處

就加密公益而言，即使存在異常值，但僅僅出于良好的意愿，平均而言也會產生一種實際上趨同于慈善的公益風格。在這篇文章中，我已經提到了慈善和公益之間的區別，但為了總結和清晰起見，這里是加密公益的雄心壯志所不及的主要領域。

對于戰時援助或疫情救濟等干預措施，聳人聽聞、群體內模仿和情感同理心比任何一種積極的進步愿景更能推動參與。這些驅動因素沒有問題，但它們讓影響變得不那么重要。

同樣，當加密項目和公司為公益事業本身提供便利時，對積極公關結果的不當激勵可能會降低影響。

加密公益家對需要使用加密貨幣作為影響手段的項目的過度依賴最終會導致較差的結果。雖然加密貨幣解鎖了新穎而引人注目的公益機制，并消除了金融障礙，但并非所有干預措施都需要使用它。在加密貨幣確實具有第一級影響的情況下，這種影響通常會受到高度投機的基礎token的阻礙，這些token會為沒有技術能力或財務健康來降低風險的非營利組織帶來不穩定的風險。

加密貨幣聲稱高度支持公共產品，但所說的公共產品并不十分公開，也不總是服務于明確的利益。在現實中，加密公共產品往往意味著開源軟件庫，雖然它們本身是中立的，但在實踐中被用于擴展與DeFi相關的，具有間接的人類效用的應用程序。更不用說加密公共產品的非排他性通常取決于是否是了解智能合約工程的極少數公眾的一部分的這一事實。

加密公益的引人注目之處

并非所有有關加密公益的事情都乏善可稱。首先，構成加密貨幣基礎的價值交換和群體協調機制對于改善公益事業長期以來的一些低效和不公平現象有明顯的作用。在規劃方面，可以在少數杰出的捐助者身上找到雄心壯志。與其他加密貨幣公益家相比，這些人不僅雄心勃勃，他們還將整個公益行業拉向更有趣的方向。

總之，以下是加密公益事業引人注目的主要方面。

在一個圍繞建立支付渠道和使用加密貨幣進行交易的成本下降的世界中，非營利組織將受益于以更靈活的方式接受資金并將其轉移給最終接受者。

對于加密貨幣熱潮中的一小部分最大贏家來說，創業愿景與慈善愿景是相關聯的。對Sam Bankman-Fried來說，這一想法被發揮到了極致，以至于他從事加密貨幣工作的全部原因就是為公益活動創造財富。對于不那么極端的案例，比如Vitalik Buterin資助的長壽研究，顯然有一種利用賺取的財富為社會創造有益結果的動力。盡管這一人群中有許多人還沒有展現出他們的全部公益抱負，但隨著加密行業達到其采用高峰期，創始人開始著眼于新的事業，我們可以預計在未來中期將會看到更多的公益活動。

在加密貨幣的貪婪的表層之下，加密貨幣的擁護者都有著改變世界的真誠愿望。僅憑預期的財務回報很少會引發狂熱，但金錢和進步的誘惑之歌則是另一回事。加密貨幣對之前出現的web2平臺的明顯違規行為的直接反抗仍然揮之不去。但是，web3對web2問題的改善效果很差，這已經導致了部分加密貨幣感覺上與其最初蓬勃的意識形態相去甚遠。如果加密貨幣作為一種第一級解決方案的進展繼續停滯，第二級加密公益將會越來越受歡迎，因為它為加密貨幣公益人士能夠實現的善舉提供了更清晰的答案。

加密公益的新內容和不確定性

最后我們談到了加密公益事業的幾個方面，這些方面不一定是好的或壞的，只是不同而已。不管結果如何，他們都在改變公益的實踐方式。

雖然用不穩定的貨幣進行交易的公益活動可能會造成捐贈估值的不穩定，但在加密公益的短暫歷史中，有很多例子表明這些捐贈為非營利組織帶來了非常大的財務好處。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對于非營利組織來說，在存在潛在上升空間的情況下，故意不立即兌現某些加密貨幣捐贈類型可能是有益的。

慈善 DAO 是一種有趣的方式來試驗贈款審議(至少)以及公益作為個人主義實踐的概念(最多)。一個更具參與性的公益分配過程會像DeFi協議那樣，在去中心化治理的摩擦中陷入困境嗎？或者橫向公益結構會創造更公平和民主的資助結果嗎？

協議公益可能被認為是“無頭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個子集，涉及到有投票權的公眾對去中心化協議國庫中持有的資產保持的控制。這在技術上類似于公益DAO，但在實踐中卻有不同的路線或范圍。雖然公益DAO的主要職責是分配公益資金，但對于協議國庫來說，這項工作的優先級可能要低得多。正是在這種積極的反思中，“這是我們的錢，我們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Uniswap這種看似不一致的DeFi協議可以選擇追求公益的成果。潛力是存在的，但對于關心財政保守主義的投票公眾來說，這絕不是承諾。

加密社區表現出的極其快速的集體動員被“aping”決策的心理粗糙地捕捉到。就像這種情緒可以用來銷售token一樣，它也可以用來招攬更多的捐贈和公益參與。但僅僅因為點擊“發送”很容易，并不意味著你要發送的東西是經過了適當審查的。一般來說，更容易受到FOMO邏輯影響的活動類型都是那些炒作的活動，這也往往會導致糟糕的公益行為。

加密公益事業的未來遺產是什么？公益事業是一門志向分散的學科。很難談及整個慈善部門的綜合優點。但是，如果你必須在其數據點之間繪制一條回歸線，加密公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一個上升的、新生的，有時甚至是方向錯誤的利基。

這只是目前的解讀，在未來，加密公益事業很可能會發展成更偉大的事業。資本就在那里，即使雄心還在醞釀之中。如果這種轉變發生，那是因為加密公益人士們決定不再強調加密貨幣是一種手段和目的，而是只把它作為一種手段。最終，最大的影響將來自于將加密貨幣視為可以用來創造進步的眾多工具之一。

超越第一級加密公益不僅僅是一個適當工具的問題，還需要公益人士們積極地設想他們想生活在什么樣的世界里，他們想解決什么樣的問題。也許這個愿景是一個降低金融壁壘、從根本上減少貧困的世界。也許這是一個與年齡相關的疾病不存在的世界。無論如何，善意的加密公益人士應該以一種認真嘗試取得進展的方式來追求自己的事業。只要不以犧牲影響力為代價，公共關系提升、美德信號和代幣化游戲都是可行的。不過，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當公益事業做得好的時候，它就有辦法取代那些圍繞著億萬富翁在他們的愿景中建設世界的想法的包袱。一旦出了問題，精英接管的敘事就會具體化。以MacKenzie Scott為例，她最近的大筆捐款一夜之間為得體的公益事業的潛力樹立了新的標桿。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斷言加密貨幣是好的，但我們至少可以為良好的加密公益事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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