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如今正快速步入數字經濟時代。《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顯示,2020年我國數字經濟占GDP比重已達38.6%,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多。2021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全球要素資源、重塑全球經濟結構、改變全球競爭格局的關鍵力量。發展數字經濟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治理能力,監管科技將為數字經濟時代金融高質量發展持續助力。
金融具有天然的數字屬性,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將發揮示范和引領作用。
第一,金融領域不僅業務系統信息化程度高,而且擁有征信、反洗錢、支付清算等國家級信息化基礎設施,為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廣泛應用奠定了數據要素基礎。因此,金融領域一直是高新數字技術天然的試驗田。
第二,金融運行過程中,不論是營銷環節還是風控環節,都要利用大量的內外部數據開展“了解你的客戶”、反洗錢可疑線索調查與報送、貸前貸中貸后全生命周期的風險分析與篩查等工作。因此,金融業日趨成熟的數據要素流動與融合體系,可以為其他行業發展提供最佳范例。
阿聯酋數字經濟部長:目前尚未有虛擬資產服務提供商獲得正式運營許可證:1月21日消息,阿聯酋國內負責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事務的國務部長Omar Sultan Al Olama表示,阿聯酋的虛擬資產監管機構——虛擬資產監管局(VARA)迄今尚未頒發任何運營許可證。據報道,Al Olama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稱,包括幣安和FTX在內的任何加密貨幣交易所實體都沒有獲得全市場產品(FMP)許可證。
根據Al Olama在Laraontheblock上發表的言論,目前還沒有加密貨幣公司能夠完成VARA的四步流程。2022年3月,VARA表示已授予幣安最低可行性產品(MVP)許可證,允許其向迪拜符合條件的散戶和機構投資者提供一系列虛擬資產相關服務,其他加密貨幣交易平臺也獲得了類似的許可證。而一些加密交易所似乎在向潛在客戶宣傳時特別提到了這些許可證。
然而,VARA現在已經澄清,向幣安和其他加密交易平臺發放的許可證只是第一階段的臨時(Provisional)許可,或者第二階段的MVP-預備(MVP-Preparatory)許可。(Bitcoin.com)[2023/1/21 11:25:09]
第三,金融領域標準化程度高、范圍廣,從名詞術語、數據元、報文到應用交互、應用安全與個人隱私保護等方面,已逐步建立了統一通用的行業標準,數據高速公路金融段已經鋪設就緒,與金融領域標準化對接的行業將更快地享受數字金融的便利。例如,社保、教育、交通等行業標準完全兼容金融IC卡標準,從而為“一卡通用”奠定了堅實基礎。
灰度報告:CBDC會強化比特幣在數字經濟中的作用:資產管理公司灰度(Grayscale Investments)的報告稱,比特幣在“全球數字經濟”中的作用可能會被央行數字貨幣(CBDC)強化,而不是削弱。“不管CBDC能否成功引入,它已經迫使機構考慮采用數字貨幣基礎設施,強化了非主權數字貨幣(如比特幣)的地位。”此外,即使CBDC和比特幣都被平臺化,它們也會有很大的不同,比特幣仍被視為“一種非選擇”。(Ambcrypto)[2020/5/23]
在推動和引領數字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金融行業也將面臨“先行者考驗”。例如,如何應對新事物如元宇宙、非同質代幣(NFT)帶來的新挑戰,如何在應用新技術如量子、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的同時避免傳統手段不能監測到的新風險,如何借助金融業海量的數據資產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解決這些問題,都需要更新創新監管理念和監管方式,建立與數字經濟相適應的監管科技。
《監管科技:人工智能與區塊鏈應用之大道》(中國金融出版社出版,2018年)一書曾對監管科技做如下定義:監管科技是指與金融監管、合規和風控相關的各種信息技術及其在金融領域的應用。隨著近年來數字經濟與數字金融步伐加快,監管科技在原有定義的基礎上被賦予了新的內涵:服務于國家金融戰略,綜合利用先進技術手段,構建監管機構、金融機構、金融服務獲得方、公共服務機構以及技術供應方協同發展的標準化數字體系(見圖1)。適應數字經濟與數字金融的發展,新時代下的監管科技應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提升。
火幣研究院發布“區塊鏈+數字身份”報告 探索數字經濟發展:2020年5月9日,火幣研究院與中國數字經濟百人會可信數字城市專項工作組、太一云(430070)聯合發布主題為《區塊鏈數字身份:數字經濟時代基礎設施》的研究報告(下稱“報告“)。
報告闡述了傳統數字身份面臨的主要問題,從區塊鏈與互聯網的技術特征、應用難點等方面進行了具體分析,并對現有區塊鏈技術在數字身份的應用eID數字身份鏈等案例進行了梳理,最后對區塊鏈數字身份的應用方向提出了思考。
火幣中國CEO兼火幣研究院院長袁煜明表示,區塊鏈可以提供分布式的信任環境,能夠協助安全身份認證和身份隱私保護,是數字經濟時代基礎設施。報告詳情請見原文鏈接。[2020/5/9]
第一,應用范疇從過去主要為監管、合規與風控提供支持和服務,擴大到為各項國家戰略的貫徹實施提供服務,如促進碳達峰碳中和、中小企業發展、鄉村振興、自貿區建設等。在監管科技框架與體系下設計的產品與服務,預先將政策要求與落實反饋機制植入業務實現和技術方案,將更有利于各項國家戰略的統籌實施,也能夠及時準確掌握政策落地的實際情況。
現場 | 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周國輝: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金色財經現場報道,12月3日,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周國輝在“2019CAN峰會——萬物互鏈,區塊鏈與全球經濟新格局”開幕式上致辭表示: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新一代信息技術為核心牽動,牽引著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方興未艾。這項大變局的關鍵性和基礎性的變革,在重塑全球產業創新和競爭格局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以區塊鏈、人工智能、AI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正在成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新的動能,成為建設中國科技強國新的引擎,散發著獨具一格的獨特的魅力。
放眼全球,目前主要國家都在加快區塊鏈的技術布局。據IBM區塊鏈發展報告稱,全球九成的國家政府正在規劃區塊鏈的發展。相比較其他國家和地區而言,我國在區塊鏈領域擁有良好的基礎:頒發了相關的政策,完善了區塊鏈產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加大了資金投入建設區塊鏈的創新園區。
同時,我也要提醒每一項技術的發明,都會為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帶來美好,但是也會帶來新情況、新問題,需要企業界的助力,需要國家和社會的管理監督。區塊鏈技術的管理應用也是一樣的,要趨利弊害,促使其健康發展。[2019/12/3]
第二,參與主體從監管機構和從業機構延展到金融服務獲得方、技術供應方以及公共服務機構等,進一步推動市場各參與主體的協同發展。比如,監管機構需要通過監管科技掌握從業機構運行的真實情況,相關數據將不僅通過從業機構直接獲取,也會在保護隱私和商業秘密的前提下,合理使用公共服務機構、金融服務獲得方的驗證數據;與此同時,技術供應方也應為金融從業機構提供植入監管科技基因的技術產品,如可監控的RPA、可審計的人工智能和可追溯的隱私增強計算等,不僅避免新技術濫用風險,同時也大幅提高產生操作風險的門檻。
聲音 | 賀敏偉:“數字經濟”已成為各級政府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內容:12月24日訊,據國際金融報消息,廣東財經大學信息學院院長賀敏偉表示,“數字經濟”已成為各級政府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重要內容。盡管傳統制造業依舊是產業經濟支柱,但以IAB(即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產業為代表的數字經濟已然成為各級政府大力倡導的新的增長點。 數字經濟的核心內容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大數據將成為資源的第四極并成為數字經濟的基礎,數字經濟將通過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技術,挖掘數據的價值并提供數據資源服務,從而催生數據產業;第二,新一代信息技術,如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物聯網等在傳統經濟領域將得到廣泛應用,并提升傳統產業的競爭力,促進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2018/12/24]
第三,新時代的監管科技具備可交互、可認定、可分級、可審計等特點。可交互是指監管機構、從業機構、金融服務獲得機構以及社會公共服務提供機構等相關各方的系統數據具有統一定義并可轉換為一致格式,在業務系統中支持集中式或分布式的計算、統計與人工智能建模。可認定是指應用系統對數據真實性、系統安全性以及隱私保護的等級進行自動認定。可分級是指應用系統可以根據不同用戶的責權利對系統和數據設定不同的訪問權、使用權和處置權。可審計是指整個系統處理和數據流向均需留痕,不可毀壞和篡改。
第四,新時代的監管科技強調對相關技術進行綜合運用,以突破數字金融監管瓶頸。不論是人工智能還是區塊鏈,都是監管科技采用的技術手段之一,只能解決監管業務中某一環節的問題。為了更好地兼顧金融監管和支持金融創新發展,新的監管科技系統更重視對各類技術進行綜合應用。比如,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業務實踐過程中,利用物聯網技術可以核查企業動產抵押真實性,利用RPA技術可以使商業銀行直接接入企業業務系統并進行授權內的數據訪問,利用區塊鏈技術可以激勵各相關機構引入相關外部驗證數據,輔以隱私增強計算技術則可以有效保障外部數據的按次按用途使用,而人工智能技術訓練風控引擎則可以使商業銀行提升信貸投放的精準度。
在經濟活動中,風險和效率的平衡是永恒的話題。一方面,如果為了防范風險而對科技創新的要求過于嚴苛,勢必會降低市場經濟活動的運行效率,抑制數字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監管不足則容易導致金融安全系數下降,不利于數字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監管科技需要利用自身特點,兼顧效率與風險,在數字經濟時代發揮更大的作用。
第一,監管科技可以幫助金融領域貫徹數字經濟的頂層設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大局,要做好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頂層設計和體制機制建設,加強形勢研判,抓住機遇,贏得主動。頂層設計需要高效的傳導體系來引導各類社會經濟活動,使其發揮最大的社會價值,而監管科技本身就具有貫徹頂層設計的使命。為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政府和監管部門將大量出臺新的政策措施。為了確保這些政策措施得到高效貫徹執行,相關部門可借助監管科技的半形式化語言或形式化語言對法律法規進行設計,實現機器可讀、可解釋、可執行。而在碳達峰碳中和等需要多個管理機構緊密合作的領域,各不同部門之間政策的互聯互操作將更好地推動各參與方協調發展。
第二,監管科技可以促進金融產業健康有序的創新發展。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意味著大量新業態和新業務出現。任何事物的初創時期往往都伴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瘋長沖動,而傳統監管手段對于這些創新往往存在著滯后性,為此需要構建監管科技框架引導和監管沙盒試錯保護機制。科學的監管科技框架可以將金融創新活動“收斂”到合理空間。比如,目前人工智能技術應用過程中倡導的符合倫理、增強隱私保護、確保工程實施安全等要求,就進一步規范了人工智能開發與使用者的責任、過錯與可責性,旨在從本源上避免商業活動中的大數據殺熟和算法歧視等問題。與此同時,監管沙盒則可以將創新試錯的損失限制在可控范圍。近年來,中國人民銀行推動實行的金融科技創新監管試點,試點前有公示,試點中控制業務范圍,試點完成有檢測與評估,為金融健康快速創新提供了制度支持。
第三,監管科技可以推動金融行業在數字經濟時代穩健發展。數字經濟發展應堅持創新與規范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發展中規范、在規范中發展。為此,要健全市場準入、公平競爭等方面的審查監管制度,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實現事前、事中、事后全鏈條全領域監管。近年來,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的平臺壟斷、惡性競爭案例層出不窮,社會經濟面臨大量潛在風險。在這種情況下,監管科技無疑是提高檢測、識別和防范風險能力的有效手段。監管科技是穿透式監管的重要技術支撐,其通過收集和梳理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數據,并且對數據進行持續的跟蹤、檢測和分析,從而判斷市場競爭是否公平、是否存在壟斷以及其他阻礙數字經濟健康發展的風險因素。
第四,監管科技可以完善數字經濟時代的金融治理。數字經濟的發展會催生不同的監管目標。這些監管目標來自于不同的監管部門、委員會、行業組織、工作小組或者標準制定機構。由于監管主體的不同,監管重疊和監管真空在所難免。基于這種情況,監管部門可以綜合利用監管科技手段增強國家戰略、行業管理以及業務發展三個層面的協同性,系統提升我國數字經濟治理水平。
總之,新的時代迎來新的發展,也帶來了新的挑戰。適應數字經濟和數字金融的監管科技將以落實國家戰略為目標,同時兼顧合規與發展兩個目標,深入理解各項高新信息技術的優勢與不足,設計監管機構、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獲得方通用的平臺與產品,為金融支持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持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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