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貨幣案件 證據如何收集_300:加密貨幣

在虛擬貨幣相關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經營主體多設立于海外，而經營行為多發生于線上，相較于書證、物證等傳統證據，跨境電子證據成為該類案件的主要證據組成。通過撰寫本文，颯姐團隊希望向各位讀者介紹關于電子證據的基礎規定以及跨境收集電子證據的實務情況。

在中國法中，電子證據又被稱作“電子數據”，是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八大法定證據種類之一。

“電子證據”與“電子數據”的說法沒有本質區別，只是概念的出發點不一樣。電子證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載體進行定義，即“由電子信息技術應用而出現的各種能夠證明案件真實情況的材料及其派生物”。電子數據側重于從該類證據的本質屬性進行定義，即“案件發生過程中形成的，以數字化形式存儲、處理、傳輸的，能夠證明案件事實的數據。”

成都發改委：從事虛擬貨幣挖礦活動面臨斷貸、斷電、斷網以及信用風險并承擔法律責任:2月28日消息，據財聯社《區塊鏈日報》報道，成都發改委目前正通過短信等方式向市民提高對虛擬貨幣挖礦的認知。據相關短信內容顯示，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虛擬貨幣挖礦屬于國家淘汰類落后生產工藝裝備，相關業務活動屬于非法金融活動，面臨斷貸、斷電、斷網以及信用風險并承擔法律責任，有關人員將一并追究黨紀政紀責任。投資虛擬貨幣及相關衍生品，相關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由此引發的損失自行承擔。[2022/2/28 10:21:05]

需要注意的是，以數字化形式記載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等證據，不屬于電子證據。確有必要的，對相關證據的收集、提取、移送、審查，可以參照適用電子證據的有關規定。

衡陽珠暉破獲虛擬貨幣詐騙案 涉案金額超3000萬元:近日，衡陽市珠暉破獲一起特大虛擬數字貨幣“推特”錢包平臺集資詐騙案，涉案金額達3000余萬元，抓獲犯罪嫌疑人5名。經初步調查統計，2019年1月至今，推特錢包平臺共計發展會員達1000人左右，受害人遍布湖南、浙江、廣東、安徽、貴州、北京等地，吸收會員存款含虛擬數字貨幣和現金人民幣價值共計3000余萬元人民幣。目前，嫌疑人韓某國等5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強制措施，2人刑拘在逃。案件還在進一步的深挖之中。（紅網）[2020/4/27]

在種類上，電子證據的種類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電子文件：（1）網頁、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貼吧、網盤等網絡平臺發布的信息；（2）手機短信、電子郵件、即時通信、通訊群組等網絡應用服務的通信信息；（3）用戶注冊信息、身份認證信息、電子交易記錄、通信記錄、登錄日志等信息；（4）文檔、圖片、音視頻、數字證書、計算機程序等電子文件。

動態 | 日本虛擬貨幣交易協會：多家加密貨幣交易所客戶電子郵件地址可能被非法泄露:據日本經濟新聞消息，日本虛擬貨幣交易協會發布公告稱，多家加密貨幣交易所客戶的電子郵件地址可能被非法泄露，已通過交易所敦促客戶更改交易服務密碼。協會表示，地址不是從交易所非法流出的，目前尚未確認是否有資產外流。隨后，加密交易所GMO Coin開始提醒可能被泄露電子郵件的個人客戶。其他交易所之后也將作出回應。[2019/12/19]

1、固定境外公開數據

第一種是瀏覽服務器連接的境外公開網頁，通過截圖、錄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網頁數據作為電子證據，這是“境外服務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類取證方式，常與其他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措施同時適用。

銀保監會召開處置非法集資部級聯席會議 央行將對涉嫌非法集資的“虛擬貨幣”相關行為進行嚴厲打擊:今日，處置非法集資部級聯席會議在銀保監會召開，來自央行、證監會、最高人民法院等11個部委的相關負責人出席會議。來自央行的信息顯示，央行對涉嫌非法集資的“虛擬貨幣”相關行為進行嚴厲打擊，針對涉嫌非法集資、非法證券活動的ICO和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人民銀行會同相關部門及時發布公告，明確態度、警示風險，并部署各地開展整治，目前，全國摸排出的ICO平臺和比特幣等虛擬貨幣交易場所已基本實現無風險退出。[2018/4/23]

取證過程通常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在線提取而后出具網絡在線提取筆錄作為法庭證據。如“國某、羅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寧市局網安民警通過在瀏覽器中輸入國某等人宣傳的境內網址轉入購買網絡攻擊軟件神盾DDOS的境外網址“youka．la”，最終查詢到網站服務地址注冊人為國某，從而證明了國某的犯罪行為。參見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8）青0104刑初41號2、登入涉案服務器并提取數據

第二種是通過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的方式進行遠程勘驗提取境外服務器數據。機關在前期偵查中獲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臺的賬戶和密碼，而后由機關網安部門工作人員輸入用戶名和密碼登錄平臺，獲取境外服務器數據。

這種跨境電子證據取證方式常常適用于為他人提供互聯網犯罪平臺的“幫助犯”案件取證中，通過輸入賬戶名、密碼進入平臺能夠準確獲取平臺注冊會員數量、平臺被使用次數等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證據。

如“方某某等詐騙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一案中，如東縣局對境外VOS平臺數據進行遠程勘驗，發現詐騙分子通過方某某提供的198平臺撥打詐騙電話的次數。參見江蘇省如東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蘇0623刑初368號。

3、利用技術偵查手段獲取數據

第三種是技術偵查，由專業人員采用技術手段獲取境外服務器內存儲的電子證據，而后形成電子證據檢驗報告或電子證據司法鑒定報告作為案件定罪量刑的證據。從裁判文書來看，這里的“專業人員”一般是機關網安或技偵人員，如“滕某輝、滕某萍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中常德市局網安部門從滕某輝、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務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傳銷網站注冊的三個會員號，以及各會員號發展的下線人員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網檢［2015］第409號電子證據檢驗分析報告”作為法庭證據。參見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6）湘0781刑初70號。

也可能是專業電子證據鑒定機關的技術人員，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經營案”中，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對涉案的境外服務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軟件的數據進行固定，提取到1110條用戶信息，153384條交易記錄，并出具“上海弘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計算機司法鑒定所（2016）物檢字第36號司法鑒定”作為法庭關鍵證據。參見河北省承德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7）冀08刑初11號。

颯姐團隊認為，對于辯護人來說，知曉證據的獲取方式與思路是有效質證前提。在分析電子證據的內容之前，其形成時間、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況均是我們做出合理懷疑的重要途徑。因此，了解偵查機關調取境外電子數據的方法與渠道亦是必要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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